35年前，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展开向中国的音乐之旅，35年后，中国爱乐乐团向梵蒂冈上演了极为相似的历史一幕……

中国爱乐乐团指挥余隆与教宗本笃十六世握手时，二人用教宗的家乡话德语交谈。梁彦/图

5月7日的演出现场，能容纳7000个座位的保禄六世音乐厅几乎座无虚席。教宗坐在中间，“十字架”的右侧，21位红衣大主教全部到场，左边则是来自中国的贵宾。5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这是一次成功的民间文化交流”。 梁彦/图

　　“待会见到教宗，我该用什么姿势跟他握手？”女高音歌唱家饶岚有点兴奋，又有点紧张。在前往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的大巴上，饶岚不停地问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余隆。

　　2008年5月7日，梵蒂冈时间下午6点整，中国爱乐乐团及上海歌剧院合唱团联手在梵蒂冈保禄六世音乐大厅举行专场演出。离开场还有几个小时，总指挥余隆并不比饶岚轻松，上大巴之前他还在宾馆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反复默诵要在教宗本笃十六世面前发表的英文致辞。

　　整个行程包括三站地，分别是“宗教之都”——梵蒂冈，“浪漫之都”威尼斯，收尾选在“音乐之都”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每地一场，曲目不变。但是梵蒂冈这一站意味深长，正如英国《卫报》报道的标题“中国展开管弦外交”（Chinaemployssing-songdiplomacy），让人没法不联想起当年的“乒乓外交”（ping-pongdiplomacy）。

保禄六世大厅的音响
　　饶岚的小问题让余隆有点烦，他挥挥手，“你还是多想想待会怎么演出吧”。但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饶岚的直觉相当灵：一小时后，教宗本笃十六世跟参演的人亲密接触了两次。除了握手，还跟饶岚说了话。而这个环节并没有事先写入程序表。包括饶岚在内的四名主唱都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得到了拥有27亿教众的天主教最高首领的祝福。

　　演出地点选在保禄六世大厅。这是一间可以容纳七千观众的大厅，大厅每周会为来罗马参观大教堂和谒见教宗的朝圣者举办一次教宗接见活动，尤其是下雨天。有时，即使教宗不出现，这个大厅也会被用来举行其他重要的仪式或者天主教组织间的会面，多为宗教活动。演出当天是星期三，上午在圣彼得大广场有一个例行的公开接见。教宗坐车出来向朝圣的信众挥手，有修女激动得要冲破封锁线向教宗冲去，被保安拦下了。

　　欧洲的很多建筑都可以直接用作音乐会的场地，整个保禄六世大厅被高高的半圆顶覆盖，音响效果非常好。每年这里只举办两三场高规格的音乐会。前几年曾经举办过同样特殊的一场，俄罗斯红军合唱团（RussianRedArmy）为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表演。梵蒂冈新闻办公室主任兼梵蒂冈电台和电视中心总监费得里克·仑巴第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来信中认真地提到了这件事：“天主教教会在俄罗斯和东欧受到压制的困难时代，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事件会在未来发生。”

　　余隆在前一天惟一一次的彩排中，也对这里的音响效果赞不绝口。但他还是认真地检查对照一切细节，比如小号口应该正对着观众还是偏高一点或偏低一点，这都要反复进行试验。余隆的严肃一如既往，全程拍摄的凤凰卫视编导沈飞峰记得在北京的合练中，上海歌剧院合唱团71人的合唱队伍中，什么位置缺了什么人，余隆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带着对讲机，从舞台到休息室的楼梯很滑，每个角落里都安排人来照顾，让大家不要摔跟斗。”中国爱乐乐团首席双簧管演奏者张正地说。

　　中国爱乐乐团在2004年底应意大利参议院的邀请访问意大利，并参加意大利国会的圣诞音乐会。意大利总统钱皮同时邀请了很多梵蒂冈的政要，当时梵蒂冈就提出希望有机会能请中国爱乐乐团去演出。其间经历了梵蒂冈的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去世，新教宗本笃十六世继位，4年之后才终于成行。“不管怎么说，很高兴最后中国爱乐能有机会代表国家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音乐会。”余隆对南方周末记者如此总结。

三分之二修女和神父

　　音乐会在6点开始，从4点半开始就有观众陆陆续续入场。普通观众席的票都是不对号入座的。凡是教宗出席的活动，都不需要付费入场，音乐会也不例外。

　　这次演出没有海报，甚至在演出之前都很少有媒体进行公开的大量报道。但是仍然有消息灵通的观众从意大利的其他地方甚至美国、英国等地赶过来听。“都是私下的门道，其实跟我们中国差不多。”全程转播的凤凰卫视专题编导沈飞峰笑着对记者说。

　　这些人包括教会机构、罗马神学院的人员以及神职人员，还有一些对华比较友好的商界人士。有的人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收到消息了，然后特意从美国、英国飞来，甚至带孩子进来听。在首席小提琴手陈允的印象中，似乎满场都是神父或者修女，至少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修女都有白色的领子，主教的衣服一种是粉的，一种是红的，我不太能分清楚他们的级别”。

　　整个保禄六世大厅以十字架型的过道分成四个部分，教宗象牙色的专座就在十字中心。演出前五到十分钟，观众早已入座整齐，大厅几乎座无虚席。

　　教宗座位左手边是一块小小的贵宾席，坐了30个人，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刘海清以及中方的其他官员，还有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与评论员阮次山。教宗的右手边是21位梵蒂冈的官员跟红衣大主教。紧挨教宗右手坐的是教廷国务卿贝尔托尼枢机主教。

《安魂曲》与《茉莉花》

　　白发白帽白袍的教宗出现在大厅门口，沿着中间的过道慢慢走进来，坐下。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团长周小雷也在台上客串合唱，从他站立的位置能很清楚地看到教宗本人，“梵蒂冈大街小巷都在卖印着他的头像的明信片，他本人跟明信片上一模一样”。

　　周小雷也承认自己非常紧张：“这个气场啊，你想整个剧场坐满，全场就等着他一个进来。他领导了27亿教众，这个大主教是不得了啊！”

　　整场演出的主体曲目是莫扎特的遗作《安魂曲》。这已经是中国爱乐乐团第三次公开演出《安魂曲》，第一次是2006年10月在北京的王府井天主教堂，与威尼斯凤凰歌剧院合唱团合作，第二次是2008年4月在上海的徐家汇天主教堂，跟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合作。

　　经过两次比较，余隆选择了上海歌剧院合唱团来合作演出。四个主唱是余隆圈定的特邀海外歌唱家，其他的所有合唱演员都来自合作过很多次的上海歌剧院合唱团。

　　从接到任务到正式演出，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一共用了10个排练日来准备。团长周小雷非常自豪：“选我们是因为我们有良好的传统。几十年经营下来积累了很多曲目，这些世界上经常演的曲目，我们全部都有准备。”

　　“而且声乐演员和器乐演员不一样，器乐演员见了谱子就会，他永远不用背谱子。而合唱演员是靠背的，不光背，还要学会用各种语言唱。这一次唱拉丁文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虽然用了10个排练日，这在我们日常训练中也算是很充分的准备了。”

　　选择《安魂曲》跟本笃十六世的个人偏好息息相关。据说教宗本笃十六世热爱音乐，会弹钢琴，喜欢跟他在德国里根斯堡大教堂做神父的钢琴家弟弟一起“四手联弹”，但是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这样做。

　　余隆给记者列举的理由如下：“第一，大家知道教宗是莫扎特的专家；第二，莫扎特的《安魂曲》是具有宗教色彩的传奇作品，很适合在这个场合；第三点最重要，我希望通过这次演出，让所有的人看到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了解程度。”

　　返场曲选的是江南民歌《茉莉花》。“本来定了一个其他的返场曲目，但是我强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返场，选《茉莉花》也是有道理的。”余隆说。

　　《茉莉花》的旋律源自南京织布工人在劳作时闲唱的民间戏曲——“白局”。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也采用了这一段旋律，也许这是西方最熟悉的中国旋律了，当时场内观众反响很强烈，后排的意大利观众席里掌声雷动，且持续了不短的时间，教宗频频回头看，颇显无奈，因为按照古典音乐会的规矩，在曲目的中途鼓掌是一种非常失礼的行为。

　　当天的转播媒体是梵蒂冈电视台，因为他们的摄像机对大厅里的角度方位很熟悉，而凤凰卫视只能使用两台小型的摄像机拍教宗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梵蒂冈电视台以外的摄影队来贵宾席上拍，这已经是破天荒了。其他的媒体都要去二楼才能拍到，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

　　据沈飞峰的观察，虽然教宗在《安魂曲》演奏过程中右手托腮，左手在象牙色座位扶手上轻轻地打拍子，但是《茉莉花》一响起来，教宗“七情上脸了”，显得“更加活跃”。

只有两个摄影师

　　《安魂曲》演奏结束，教宗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舞台上。跟入场时候的步伐相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观察到“教宗走得很快”。走上台的教宗跟余隆和四位领唱人员握手、合影，逐个寒暄，甚至可以说出女高音饶岚的老师名字——事前准备显然很充分。

　　《茉莉花》一曲终了，教宗再次从座位上站起来，由余隆率领的演出成员跟邓榕率领的VIP席贵宾，两批成员一字排开，轮流接受教宗的祝福。

　　除教廷摄影师外，中方现场摄影师只有跟余隆相熟的梁彦一人，梁彦在整个过程中也不能随便活动。梁彦说教廷摄影师一直跟着他，只有他们两人有拍照片的权利。“没开始演出的时候我可以站在这里，教宗进来以后就拍一下。演出一开始又退出场外。这个时候可以到楼上去跟其他的媒体在一起活动，但是不能下楼。一直到谢幕才可以再进来拍。”梁彦说。

　　限制更加严格的是与代表团团长邓榕有关的事宜。邓榕跟先生、孩子一起坐在观众席，根据沈飞峰的回忆，教宗在轮流握手时，先跟邓榕一家人聊几句，然后接着是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排在中间，紧挨着他的是评论员阮次山。阮次山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跪下接受教宗的接见。

　　余隆觉得邓榕是这次代表团成行的最主要推动者：“她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执行主席，也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创始人之一，所以她带团出去的官方头衔就是中国爱乐乐团高级顾问。今天所有的成绩跟她多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演出的第二天，梵蒂冈宣布撤回驻台湾大使。6月1日这天，教宗向聚集在圣彼得广场参加星期天中午祈祷的数千群众发表完演讲后，还再次回忆起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地震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