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7年2月7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刊登长篇文章，对有关犹太人成功经验的书籍在中国流行的现象进行了报道。在这篇长篇文章中，透出了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首先，过分渲染犹太人成功的“经验”和“诀窍”，迎合了社会上的求富心理，使广大中国读者对犹太人产生错误印象，也使在华犹太人担心中国会出现反犹主义；其次，此类图书中错误百出，甚至将西方一些对犹太历史、文化的偏见和歪曲也照搬进来，令犹太人士十分不满，败坏了中国学术和出版界的声誉；第三，一些图书大量抄袭别人的成果（包括本中心的成果），还有人冒名美国人编纂出书，可能导致严重的知识产权纷争。现将该文主要观点和内容摘编如下，不代表我们的观点，仅供参考。同时，因《华盛顿邮报》并没有全面、准确地报道我中心周国建、王震接受采访时所表达的意思，我们也将他们两人的原话附后，以便读者对照。】
　　
　　
　　
　　《华盛顿邮报》文章相关内容
　　
　　
　　
　　《华盛顿邮报》称，在现今的中国，富翁的照片可能比毛泽东的形象还要普及，人们对财富的崇拜促使他们去追捧任何能帮助他们在竞争中取胜的东西。因此，在过去的几年中，成功类图书占据了中国图书市场份额的1/3。而这其中，那些声称揭示犹太富翁成功秘诀的图书卖得最火。中国人热爱犹太成功宝典的程度就好比美国人喜爱《心灵鸡汤》一样。几乎在每个书店的展示区，你都可以找到《犹太富翁的秘密》、《最伟大的犹太致富圣经》等图书。《华盛顿邮报》指出，如今的美国，对种族、文化和宗教进行宽泛概括的作法，已经被大多数人拒绝，因此上述标题如果出现在美国市场上，可能会让人们感到畏缩。文章称，回顾世界历史，对犹太人的特征描述，即便在表面上是无伤大雅的，甚至是已经为人们广泛承认了的，但总能导致猛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
　　
　　因此，在由于二战时成功庇护犹太难民而自我标榜的上海，犹太社团对此类图书感到非常不安。一名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犹太青年说：“这些犹太成功书籍非常危险，其中讲述的都不是真的。在我们的社区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我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有些人富有，也有些人非常非常贫困。”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商业成功类图书的火爆，非常贴切地描述出曾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中国人如今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这些图书给中国人提供了模仿的榜样，教授中国人如何变成资本主义者。《华盛顿邮报》指出，在关于犹太人的图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商业经验，同宗教和文化无关。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图书，探讨的是犹太教如何帮助犹太人取得成功，甚至还大量引用犹太宗教法典的内容。文章还指出，这些图书中含有相当多的事实错误，例如，错误地将J．P．摩根和约翰．洛克菲勒说成是犹太商人。文章说，一名河南青年买了好几本关于犹太成功的图书，感到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些书不仅告诉我们如何做生意，而且还教导我们关于家庭、教育和其他方面的价值”。
　　
　　对于中国人对犹太成功图书的喜爱，作为上海犹太人社区的主席， Maurice Ohana先生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认为这些图书所讲述的犹太人价值观是正确的，犹太人从不背弃诺言是“绝对准确的”。但是，这些书倾向于将宗教和商业经验混杂在一起，这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他说：“我很熟悉犹太法典，里面根本没有谈到如何做生意。”(1) 如此积极地对犹太人和他们的经济力量进行典型化，使得犹太社团成为中国公众眼中的典型群体。犹太企业家们说，他们收到各种探讨如何用犹太方式赚钱的研讨会的邀请。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建认为，中国人如此着迷于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觉得两个民族的文化中都含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但周国建认为，实际上两种文化间存在巨大差异。
　　
　　在犹太商业图书的兴旺中，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那就是经常搞不清楚作者是谁。目前，中国图书市场上销售的犹太商业图书有50多种，南开大学一位教授说，其中一半以上是假的，其作者根本不理解犹太教和犹太历史。 如《犹太商人的创业经验与经营智慧》一书称作者威廉．汉姆顿是哈佛商学院博士、《商业周刊》编辑，但出版商没有提供原著的任何信息。《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认真调查，结果没有在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中找到作者的名字，《商业周刊》杂志社表示威廉．汉姆顿只是该社的自由撰稿人，不是编辑。而威廉．汉姆顿本人的回答更令人意外，他肯定地表示自己没写过这本书。(2)
　　
　　
　　
　　本中心副主任周国建、副秘书长王震接受采访相关内容
　　
　　
　　
　　《华盛顿邮报》：如何看待当前市场上有关犹太商法的书泛滥的情况？作为从事犹太研究的学者，你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周国建：这些书是国内泛滥的成功、创富类书籍的一个新招牌。由于历史原因，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得不靠从事商业为生，他们在经商方面积累起的大量宝贵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时间不长，随着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内商人在商业方面的知识需要更新，学习和吸收他人经验是必要的。犹太人生意上的成功普遍为中国商人所羡慕。前段时间以来，国内书市上出现了大量介绍犹太生意经方面的书，是迎合国内读者这种心理的反映。但有些问题应该引起注意，比如在此类书中，有些过分介绍犹太人的精明之处，容易引起误解。另外，书中内容繁杂，描述过多，粗制滥造，缺乏条理。读者往往抓不到要害，尤其对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读者来说更是如此，对他们来说，看此类书如同看小说。这种情况有待改进。
　　
　　
　　
　　王震：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辨证地看待，一方面，这些书籍的存在说明市场上是有需求的，也说明当下国内民众渴望获得相关的知识和信息，他们对这方面书籍的需求是由求知欲和好奇心所驱动的，而这些书籍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起到了普及和推广犹太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书籍在编写时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很容易给人们形成一种误导，或者是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产生一些错误的印象。国外有些人担心，这些书籍可能会进一步放大有关犹太人世界权力的神话和谣传，乃至滋生出新的反犹主义。我觉得这种担心在中国是完全不必要的，即使这些不准确的知识中含有所谓的“反犹主义”诱因，也不可能在中国形成反犹主义。中国既没有爆发反犹主义的文化基础，也没有形成反犹主义的现实动因，我们从古至今对犹太人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毫无疑问，这些书籍的盛行会对正常的学术研究带来一些消极影响。首先是这种互相抄袭，以讹传讹的做法会助长社会上包括学术界的不正之风，而且会进一步误导民众。其次是会挤压一些优秀学术作品的生存空间，影响学术研究的公信程度。(3)
　　
　　
　　
　　《华盛顿邮报》：请你谈谈对中犹文化的看法？
　　
　　
　　
　　周国建：中犹文化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两种文化历经数千年，虽在与各种外来文化碰撞交融，其主体却一以贯之。两种文化的内容也有相似之处，比如两种文化都很重视家庭伦理，重视教育。另外，中犹两民族都有悠久的经商传统，比如两民族都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在商业上都比较成功。但差异还是存在的，从商业上看，犹太人比较侧重技术含量高、见效快、贸易量大的生意。最为明显的是钻石加工业。相对而言，中国人做生意比较保守，他们大都追求的是能够保证盈利的买卖，规模一般都比较小。“知足长乐”，反映了中国商人的普遍心态。比如中国人开的餐馆业，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行业从规模上看虽然是小本经营，但是不大会亏本。另外，世界小型加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中，中国人占的比例较大。造成这种差异与两民族文化起源和发展所处的不同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从今后看，这种差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存在。
　　
　　
　　
　　《华盛顿邮报》：你对今后出犹太人生意经方面的书有什么期望？
　　
　　
　　
　　周国建：国内今后出版此类书应注重实际效果，宁可少而精。首先，在编书时，应注意吸收他人长处，取其精华，避免照搬、照抄，更要防止假冒作品。可选择一些重点人物，介绍他们的创业精神和成功之道。其次，出书应重点介绍犹太人的商业经验，不要刻意描写犹太人的精明之处，或谈及其它与经商不相关的内容。另外，除了介绍犹太人生意经外，有必要多介绍他们的生意道德经，比如守信誉，严格执行合同，时间观念强，等等，这些都是在生意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凡成功的商人，在这一方面肯定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此外，书中文字表达应规范化，介绍内容应符合逻辑，有条理性和概括性。 (4)
　　
　　
　　
　　王震：我们在从事犹太学研究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应邀为一些媒体撰写有关犹太人的文章。但是，这和市场上流传的有关犹太人经商之道啊，挣钱的秘密啊之类的文章是有本质区别的。作为学术研究我们更多地关注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在教育、文化、科技、经济方面取得成就的原因，而不会去耸人听闻的讲什么挣钱之道。另外，我们会力求做到所提供的知识和信息客观、准确，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尽量引导民众正确地解读犹太人的历史文化与宗教习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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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评论:

（1）
  犹太教法典当然谈到了如何做生意，但不是以那些商书里的说教方式。在《塔木德》里，包括各种增补文本和后期注解典籍里，人们关注的是宗教律法以及各种相关的民俗、文化以及各种琐碎的讨论。这些讨论涉及到了贸易，也涉及到了为人处世的道理，但离开犹太教的本体-犹太律法去讨论商业行为，也就脱离了犹太教法典的主旨。在《密西拿》或《革马拉》中，生意的行为主要集中在民事卷中，比较典型的是三门书和法庭书，以及宣誓书等。这些文本讨论到了各种贸易可能造成的问题，以及各种商业合同中可能遇到的言辞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以被现代商人鉴戒（当然，这种意义早已被那些商书歪曲了）。
  成功学是个胡扯的东西，我不是说它不能给人以助益；但我想，我们没有能力确定自己了解了它什么东西。如果有这样一个学说，那么任何东西都可以纳入这个范畴去启迪人们获取“成功”的意义，例如，一本佛经或者一本火车时刻表，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写一本《火车时刻表如何教你成功》，但你知道，那种联系也许一样给你启迪，但其实我只是在胡说八道，我的想象力在发挥作用，但你自以为获得的启发，其实只是你自己的加工，而不是书中真正在教导你什么。
  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看到中国人的逻辑了：a,犹太人很成功，b，犹太人奉犹太法典为经典，c，所以犹太法典可以帮助我了解犹太人为什么成功。这个推理本身没什么错，但是一旦人们不是塌塌实实去从文化层面或历史角度去理解犹太人，那么你也可以将这种推理变成一种荒谬。例如，找一个一知半解的人去解读犹太教法典，然后告诉别人怎么个成功学。这很容易制造荒谬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在国内却很普遍，它能说明很多问题。一旦你一方面看出这种荒诞，另一方面却看到人们津津有味地在读着荒诞并且接受了它，你就觉得一定是这个社会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我必须告诉你，《密西拿》和《革马拉》里很多圣人并不是专职圣人，他们也同样是一群鞋匠、农夫、商人或强盗，所以他们从自己的言论中都可以透露出一些有趣的联系，譬如宗教礼仪如何和商业行为协调起来，或者干脆从他们自己的眼光去研读律法。但这里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他们也许不是在胡扯，他们只是在说自己的经验，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做成犹太教法典里的阿噶达故事，然后让读者自己去理解，但换个角度说，如果一个人逃避了真实的故事，而只是把他个人的理解告诉读者，然后让读者去接受，这就是问题，因为你没有让人看到真实的实例，你让你的读者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你觉得你能告诉别人怎么才能成功，其实从更多角度看，你已经让他们失败了。

（2）
  这种作者被“盗窃”的例子层出不穷，又何止汉姆顿一个人呢？

（3）
  一旦挖掘“反犹主义”的更多意义，那么这些伪书的流行就已经是一种文化上的反犹主义。反犹并不一定局限于对犹太人的歧视，也包括了对犹太人的赞扬。问题不在于歧视或赞扬，而在于：这些态度一旦脱离了真实的理解，而建立在完全不负责任的归纳上，那这就可以被理解成某种意义上的反犹。所以，我也可以说在中国有足够的基础酝酿反犹情绪，对一个群体的友好或敌对，并不能推理出反犹与否的标准，事实上，如果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友好建立在浮于表面而且缺少真正理解的基础上，那么友好和敌对都可以互相转化。

（4）
  多而滥而烂，不仅仅体现在图书市场，还体现在中国其他很多的地方。你可以自己再去找找看。

（5）
  这是必要的，当我看到张平教授以前的一篇演讲后，就知道这事也是充满一丝希望的。学者们会组织一些力量去将犹太典籍引进中国，并且建立一些必要的教育机构去加深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另外一方面，很多负责任的出版社也开始出一些国外的普及性的译作，它们也可以起到一些作用。这里当然始终有两个难题：（一）懂的人无法表达好，会表达的人懂得少。（二）学者始终缺乏可以将自己观点通过商业途径推销出去的现实力量。对于前面的问题，我们迟早会解决，因为这需要一些时间和幸运的机遇，而后面的问题在于一种理念，学者们如何寻找一些途径和有经济实力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某种可持续性的合作，借助这个合作可以把自己的观点普及给更多人，这需要一种非常策略性的理念，我想通过于其他领域的成功事例进行类比，我们总可以找出一些多元性的答案。

  这里首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要了解犹太文化？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学习犹太人，这里的意思是：就像中国人和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有交流一样，这种交流一定要建立在“真正”的基础上，这种“真正”的定义在全球化的现在就更加显得重要。我当然不是鼓吹者，但我首先是拨乱反正的人，我们可以不去了解犹太人，但一旦我们要去了解，就有十足的责任去进行“真正”的了解，而不是把他人的文化放在我们自己的酱缸里被染色，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尽管有权利使自己的“拿来主义”变成中国特色的东西，但是中国人没有权利把对他人文化的解读放在一个极其浮浅和功利的基础上，当这个基础使人歪曲真相后，不管中国人对他人文化的态度是赞扬还是敌对，他们都已经构成对别人文化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