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费曼的简单介绍：

    理查德.费曼（Richard P.Feynman）（大家都叫他迪克（Dick），晚年时他的好友叫他酋长）于1918年5月1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小镇Far Rockaway的一个俄罗斯移民犹太裔家庭。1935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先学数学，后学物理。1939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Phys.Rev.）上，内有一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量子力学公式。1939年9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惠勒（J.Wheeler）的研究生，致力于研究量子力学的疑难问题：发散困难。1941年，费曼与阿琳．格林鲍姆结婚。1942年6月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1943年进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参加了曼哈顿计划。1945年6月16日，费曼的第一个妻子阿琳去世。同年费曼开始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51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加州理工学院因其幽默生动、不拘一格的讲课风格深受学生欢迎。1965年费曼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贡献与施温格(Julian.Schwinger),朝永振一郎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1986年，费曼受委托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事件, 在国会用一杯冰水和一只橡皮环证明出事原因。1988年2月15日，费曼因癌症逝世。

（1）

  如果迪克活着，那么这篇文章一定不是他喜欢的。

（2）

  迪克当然是犹太人，他的父亲叫Melville Feynman，是一个俄国犹太人，严格说来，那个地方在现在的白俄罗斯，在Melville Feynman五岁的时候，他跟随自己的爷爷Louis从明斯克（现在是白俄罗斯的首都）移民到美国长岛的Patchogue（Melville Feynman的家庭情况很糟糕，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Melville本人非常喜欢科学，这和Melville Feynman的父亲老是喜欢搞犹太巫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些巫术和自然现象靠的很近，所以Melville就对自然事物非常有兴趣，尽管Melville Feynman后来一直为生计奔波，先是做小工后来做制服推销员等，但他业余时间都喜欢在家里谈论科学，这对迪克的影响是很大的）；迪克的母亲叫Lucille，她出生在美国，但Lucille的父亲是一个波兰犹太移民（关于Lucille的家族有过很多事情，例如当Lucille的奶奶怀孕的时候，Lucille的爷爷突然淹死在波兰乡下的冰河里，而Lucille的父亲稍微大一点后先是去了英国，在那里的一个孤儿院长大，他到了15岁就在亲戚的帮助下去了美国，一开始Lucille的父亲很穷，全部财产就是一只破旧的大皮箱，后来他靠做裁缝生意起家；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女人一般出去工作，男人则在家学习犹太教律法，所以，Lucille的老妈就进入了制帽业（据说这在当时的纽约很风尚），后来因为Lucille的爸爸本来就做过裁缝生意，所以就加入了妻子的行当里，因此，到了Lucille出生后没多久，他们家的经济情况还算可以的）。因此，这里必须看到某些微妙的现象：在迪克的家里，父亲Melville尽管不是很遵守犹太教规，但还是认为自己应该遵守一些温和的犹太传统，而母亲Lucille自小在美国长大，所以对宗教的爱好往往没有Melville那么强烈。

（3）

  迪克从小到大搬过不少家，但我们一般认为他住的最久的地方当然是纽约的法洛克威（Far Rockaway, Queens, New York），在他的社区，曾有一个当值拉比叫犹大.卡恩（Judah Cahn）（他于1944年左右去那里担任拉比），我们之所以要提到他，是因为这个拉比和费曼一家交往是很密切的。当迪克的父亲Melville于1946年去世后，主持葬礼的就是他，值得注意的是，当原子弹试炸后（曼哈顿工程），费曼应拉比犹大.卡恩的要求在当地的犹太教堂做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中，费曼表达了他对当时世界的悲观态度）。犹大.卡恩是一个很活跃的活动家，他甚至和著名的物理学家郎道都熟识，他自己除了犹太教拉比外，还是一个作家，他的大儿子史蒂夫是佛特蒙大学的哲学系主任，后来是华盛顿国家人道捐款基金会的会长，而他的小儿子维克特也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他还写过好莱坞的喜剧。

（4）

  迪克在开始懂事到13岁，一直都接受着犹太教育，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当他到了13岁后，就主动放弃了犹太信仰，转为对科学的追求。关于这一过程的具体细节，我们可以在他的口述传记《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一书里找到，他这么说道：
  “我是在一个犹太教徒家里长大的，家人每周五都去教堂。我参加“周日学校”，还真的学过希伯来语呢！可是，于此同时，父亲教我许多科学知识。当教堂牧师谈起那些《圣经》里的奇迹，比方树叶在没风的时候突然抖动起来，我总是试图把它们用自然现象来解释。其中一些《圣经》里的奇迹比较好解释，另外一些就难多了。像树叶的那个故事挺容易解释的。我走去学校的路上听见树叶沙沙地响，可是却没有风。我注意到树叶交错的位置正好稍有所动就会引起共鸣，于是心想：“哈！这可以解释那个伊利亚的树叶发声的奇迹了！ ”可其他一些奇迹，我却总也想不出个道道来，比如， 摩西扔下手里的东西，它立刻变成了一条蛇的故事。我琢磨不出扔下的东西怎么会让旁人看成是蛇。照理说，童年时圣诞老人故事的幻灭该提醒我了，可它没有使我震动到怀疑《圣经》故事的可信性，即使它们与自然常识完全不符。当我知道圣诞老人不是真有其人的时候，我倒松了一口气，因为这非常简单地解决了—个我长久不能想通的问题——一个圣诞老人怎么来得及在一个夜晚给全世界的小孩送礼物呢?圣诞老人的事本来就不是那么认真的。可《圣经》里的奇迹故事可不一样——那可是顶认真严肃的事。有教堂，教徒们每周做礼拜；有周日学校，牧师教孩子们念《圣经》。这些可不是闹着玩的。圣诞老人可不是教堂之类正儿八经的东西。所以我去周日学校的时候，一方面我真信他们教的，一方面又没法不产生疑惑。危机的总爆发是免不了的。真正的危机是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来的。拉比在给我们讲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他讲述了一个名叫露丝的人的故事——她做了什么，被如何定罪。故事非常具体，好像是法庭的记录一样。我当时是个天真的孩子，听见这么详尽的故事，而且教士讲的完全像，是史实，便相信它一定是真的。最后，拉比讲到了露丝如何在监狱里蒙难，他说，“露丝气息咽咽，她想到……”等等、等等。我吃惊地困惑起来。课后我去问那个拉比，“露丝临死时脑子里想的什么，别人怎么能知道呢?”他说，”噢，是这样：为了更生动地说明犹太人受了多少苦，我们编了露丝的故事，其实并没有这么个人的。”这实在太岂有此理了，我觉得被着实地欺骗耍弄了一番。我需要的是真实，未经加工的真实，由我自己来评判决定！可那时我一个小孩子，没法和大人争辩，只好眼眶发湿，哭了起来，非常气愤。那拉比问：“究竟怎么啦?”我试着解释说，“我这些年听到的这么多故事，现在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让我拿这些学到的东西怎么办?”换句话说，我不再信任那些数据，因此对那整个一套产生了根本的不信任。在那之前的那些年，我一直想方设法来理解《圣经》里的奇迹故事，现在倒好，哼，所有的奇迹都可以解释了，因为它们大概全是编造出来的，见鬼！我闷闷不乐。拉比又问，“要是对你来说，这些东西这么可怕，你干吗来周日学校呢?”“因为父母让我来的。”我从未和父母谈及此事，也不知拉比是否和父母联系过。可父母再也没有督促我去周日学校。这件事发生在我正式成为成年礼过的信徒之前。由此，这场危机很快解决了我的疑团困境，我悟出那些奇迹故事大约都是为了“更生动地说明问题”而不惜违背自然规律瞎编乱造的。我觉得自然本身是这么有趣，它不应该被那样歪曲。从那时起，我逐渐对整个宗教这个东西再也不相信了。那个活动中心是年长的犹太人组织起来的，不仅是为了让我们有地方玩而不在大街上晃荡，而且更希望以此来引导我们走向犹太教徒的生活。要是像我这样一个放弃了教义的人当选为主席，他们准会觉得坐卧不安的。让我和他们都松了口气的是，幸好我投有当选。其实那个活动中心已经支撑不下去，逐渐衰亡。要是我当选了，准会被当做众人所指的替罪羊。”

（5）

  迪克青年时期对宗教的态度，人们可以在他和犹大.卡恩（Judah Cahn）的通信中读到，在1983年3月份的一封信笺里，犹大.卡恩对费曼回忆说：“我曾重读你以前的一封信，你在信中表示：‘如果有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你或许会了解它’。”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费曼的犹太身份使他青年时期的求学受到一些影响（当然在当时的美国这仍然不足为奇），在二战前，美国的很多学院里的反犹主义仍然是美国科技发展的一大障碍（这个问题到了二战爆发后得到了缓解），费曼一开始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前夕，校方（例如系主任Harry Smyth）曾反复对费曼的犹太身份犹豫过（尽管费曼的入学成绩的确优秀的吓人），后来费曼以前的老师告诉他们，费曼的“长相和气质都没有任何犹太人特征的痕迹”，这才使校方最终使迪克进入了普林斯顿。

（6）

  当迪克的父亲1946年10月8日去世后，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拉比犹大.卡恩安排Melville葬在皇后区的贝塞德陵园（Bayside Cemetery），当葬礼进行的时候，犹大.卡恩希望迪克为父亲念祈祷词，他问迪克：“你会用这些意第序语念这些句子吗？”迪克说：“对不起，我不会。”“那么希伯来语呢？”迪克回答说：“老实说，我不想和上帝的这套仪式有什么瓜葛，拉比，我以前学过，但现在把希伯来语几乎全部忘记了。”于是，犹大.卡恩就改用英语祈祷，并且希望迪克和他重复，但是迪克拒绝了。就这样，葬礼的紧张情绪一直持续到人们散去。（后来，母亲Lucille建议迪克可以为父亲念一年的卡迪什祷文，但费曼和她谈了几个晚上的话，终于说服了母亲不要勉强他做这些他并不尊重的传统。）
 

（7）

  迪克到了中年时期，对犹太问题则更加感冒。有一次，有一个叫Tina Levitan的女士预备写一本《桂冠：犹太诺贝尔奖得主》的书，她找了很多犹太科学家，其中包括费曼，并且希望他寄一份自传和照片给她，在他们的通信中，费曼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自己绝不应该放在那本书里。费曼在信里说：“在你的信笺里你表示那些有部分祖先是犹太血统的人，一定从祖先那里遗传到了优良的特质与才华，当然每个子孙都是从祖先那里遗传到一些特性，但是很遗憾，我们对这种事情的知识，到今天还是如此贫乏，而过度强调犹太血统或犹太种族的优异性，是很危险而令人反感的。。。在我13岁快要接受成年礼之前，由于宗教信仰观点的不同，我放弃了继续上周日学校，但主要的原因是我发现，我们所学的犹太历史，那些聪明、有才华的犹太人，被一群驽钝恶毒的陌生人的欺侮的事，与事实相去甚远，反犹太主义的错误，不在于犹太人并不像他们形容的那么糟，而在于那些缺点并不是犹太人独有的，恶质、愚蠢、粗鄙，其实都是普遍存在在一般人身上的特质，今天，大部分美的非犹太人都了解这一点，同样的道理，拥护犹太人的人的错误，也不在于犹太人并不像他们形容的那么优秀，而在于那些优点也不是犹太人独有的，聪明、好心、善良，其实也是普遍存在在一般人身上的特质。因此，我那时不但放弃了犹太教，也不再相信犹太人是所谓的‘神的选民’了。”（In your letter you express the theory that people of Jewish origin have inherited their valuable hereditary elements from their people. It is quite certain that many things are inherited but it is evil and dangerous to maintain, in these days of little knowledge of these matters, that there is a true Jewish race or specific Jewish hereditary character ... At almost 13 I dropped out of Sunday school just before confirmation 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religious views but mainly because I suddenly saw that the picture of Jewish history that we were learning, of a marvellous and talented people surrounded by dull and evil strangers was far from the truth.The error of anti-Semitism is not that the Jews are not really bad after all, but that evil, stupidity and grossness is not a monopoly of the Jewish people but a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 of mankind in general. Most non-Jewish people in America today have understood that.The error of pro-Semitism is not that the Jewish people or Jewish heritage is not really good, but rather the error is that intelligence, good will, and kindness is not, thank God, a monopoly of the Jewish people but a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 of mankind in general. Therefore, you see at 13 I was not only converted to other religious views but I also stopped believing that the Jewish people are in any way "the chosen people".）

（8）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名的以色列物理学家内埃曼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物理学家（他和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关系不错），不过，虽然默里.盖尔曼也是个犹太人，但他却拒绝说“以色列”这个词而宁愿说“巴勒斯坦”，因为默里.盖尔曼自己根本拒绝承认自己是犹太人，这个行为曾激怒过许多同事。当然，我们在这里说说费曼和他们两个人的一个事情吧，有一次，他们3个人一起吃饭，这时内埃曼宣布他被叫回以色列，参加特拉维夫大学新校园的开幕典礼，在谈话中，内埃曼提到犹太人对科学做的许多贡献，“犹太人和科学？”费曼问，好象他真的很困惑似的，他不知道任何犹太人对科学的重大贡献，“现在，匈牙利人是重要的”，费曼这么说，并且点出西拉德、特勒、维格纳和冯诺曼等人的名字（他们其实都是匈牙利犹太人），默里.盖尔曼有点不相信地看着他：“迪克，你难道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匈牙利人都是犹太人吗？”当他们试图离开物理谈到犹太问题时，内埃曼觉得迪克“就像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人”（这话是内埃曼自己说的）。

（9）

  我们知道迪克和犹太教靠得最近的谈话，大概来自他的有名的《别闹了，费曼先生》一书中，在那里，费曼提到了自己的那一类经历：

  还有一点，会议期间我住在犹太教经学院里，很多年轻的犹太拉比——我猜他们是正统教派的——在那里潜修苦读。由于我有犹太背景，因此当他们谈到“犹太法典”时，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犹太法典。那是本很有趣的书，它的版面很大，在每页的角落里有一小块正方形，里面写的是法典的原文；在正方形旁边写满了其他人的眉批，成为L形的一条。犹太法典出自中古世纪的思考模式，里面的东西已一再地讨论又讨论，好像从13、14或15世纪以后，就不准别人再加上眉批了，因此它完全没有近代的评语。犹太法典是本很神奇的、伟大的、类似文学作品的东西，里头有琐碎的问题，也有很困难的问题，例如关于教师的问题，怎样教书等等。神学院的学生告诉我法典没有其他译本，这令我很好奇，因为这是本如此宝贵的书。
  有一天，两个犹太拉比跑来找我说：“我们明白，在今天的世界中，如果我们不学一点科学，是无法成为追上时代的犹太拉比的。因此想来问你一些问题。”当然他们其实有几千种学科学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旁边；但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想问些什么，对什么有兴趣。他们说：“唔，比如说，究竟电是不是火？”“不，”我说：“但……问题到底是什么？”他们说：“法典里说，你不能在星期六生火。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星期六能不能用电器？”我呆住了。他们不是对科学有兴趣！科学对他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只不过是能否让他们将犹太法典诠释得更好而已！他们并不是对外面的世界及自然现象有兴趣，他们只是有兴趣解决一些由于法典而引起的问题！
  之后有一天——我想那是个星期六——我想搭乘电梯，电梯口却有个人站在那里。电梯来了，我走进去，他也跟进来。我说，“几楼？”正准备按下按钮。“不，不！”他说，“这是我的职责。”“什么？”“是呀！这里的学生在星期六都不能按按钮，因此我替他们按，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呀，所以我按就可以。我站在电梯口附近，他们告诉我去几楼，我就替他们按。”这真的让我生气了，我想设计他们，让他们在逻辑诡辩中败阵。我在犹太家庭里长大，因此我知道很多可以用来找碴的逻辑语病。我想，这太好玩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问：“犹太人的想法是不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想法？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很显然它并不具有真正的人文价值……。”于是他们必须回答：“是的，犹太人的想法对任何人都适合。”接下来我会带着他们绕圈，问：“如果你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合道德的，但你却聘请别人来做，这种作法合不合乎道德？例如说，你会不会请人替你抢劫？”我会慢慢把他们逼到窄路上，慢慢地、很小心地，直到把他们困住！你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是犹太教学生，对不？他们比我聪明10倍！一旦我快要把他们赶到洞口，他们拼命转呀！扭呀！——记不得他们说些什么——便挣脱了！我以为想到了些很聪明、原创的主意——他们在法典里却早已讨论了几千年了！因此他们把我击得溃不成军，大获全胜。
  后来，我跟那些学生保证，当他们按电梯时出现的、令他们担心的电火花，并不是火。我说：“电跟火不一样，它并不是种化学作用，火才是。”“噢？”他们说。“当然，在火里头的原子之间也有电。”“啊哈！”他们说。“电也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里出现。”我甚至还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法，以解决火花的问题。“如果那真会使你不安，你们可以在开关上加一个电容器，那么无论开电或关电时都不会出现火花——哪里都不会。”但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个主意。这真是令人失望。这些人的人生才刚开始，但他们的生命却都用在诠释犹太法典。想想看，在今天的年代，大家学习的目的是加入社会，做些事情——就算是作个犹太拉比。但令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的唯一原因，却只不过是由于那些古老、狭窄、从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面对新现象时碰到其他问题，就这样而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神学院学生跟我讨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学术界，比方说理论物理，犹太裔占了大多数？那些学生认为、原因在于犹太人具有尊重学习的传统：他们尊重犹太拉比（其实他们就负有教师的功能），也尊重教育。每个犹太家族都把这项传统传下去，因此如果有个犹太小孩在学校表现出色，他一定是功课很好——虽然也许他同时是个美式足球健将。同一天的下午，这个说法就应验了。其中一个学生邀我到他家里坐。当他介绍我与他母亲见面时，她高兴得鼓起掌来。那天她刚从华盛顿回来，她兴奋地说：“噢！今天实在太完美了，先是跟一位将军会面，现在又碰到一位教授！”我很清楚，很多人是不会将碰到大学教授和碰到大将军相提并论的。他们不会觉得两者一般重要或同样的美好，因此我猜那些学生说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

（10）

  迪克素来不喜欢别人和他谈论犹太人的问题，他的兴趣就是科学、打鼓、画画和酒吧女郎，或者说他一生的乐趣就是探索他认为值得去研究的有趣问题。所以，正如我一开始说的那样，如果迪克活着，那么这篇文章一定不是他喜欢的（因为犹太问题实在很难入迪克的科学范畴）。但在最后，我仍会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费曼晚年最有趣的事情当然是他和图瓦之间的约定（费曼一直去世前都无法完成到图瓦一游的愿望），这个过程中费曼经常和另一个有趣的人交往（经常通过电话），那个人叫色岩.凡斯坦（Sevyan Vainshtein），巧合的是，凡斯坦也是出生犹太家庭（来自拉脱维亚），但却不遵守犹太传统的智者，这大概是费曼去世前最后的一个趣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凡斯坦这个人也相当的有趣。有无数的故事可以说，但在这里，我们还是打住吧。
  让我们最后为迪克的“红宝书”（《费曼物理学讲义》）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