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富翁萨米

耶路撒冷

萨米60多岁，中等个子，头发花白，无论冬夏都喜欢穿一条浅色牛仔裤加一件格子衬衫，袖子挽起来，露出粗壮的胳膊，领子敞得极大，浓密花白的胸毛从领口怒放而出。萨米说话轻声细语，时时面带微笑，即使受人冒犯也多半还是和颜悦色。

　

我搬到租住的萨米的房子时，萨米便是这么一副打扮表情外加一脸的大胡子。他开车把我们从临时借住的朋友家带到那栋两层的简易小楼前，我们那两只装着全部家当的沉重皮箱被他一手拎着一只，一转眼便进了家门。回过头来，他为他的大胡子抱歉地说：“我弟弟去世了，我为他守丧，七天不能剃须。”

　

萨米有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战死在格兰高地。萨米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小的儿子那时正在军中服役，我们租住的便是萨米给小儿子准备的房子。房子只有35平米大小，分成里外两间，里间是卧室，外间是一个小起居室加厨房，浴室和洗手间则安在两间之间，没有窗户，用一个排风扇换气。屋子虽小，但装修得不错，设施也一应俱全，“本来是装修了给我儿子住的”，萨米解释说。房子的租金是535美金一个月，离大学约有20分钟的车程，价钱比大学附近的房子还是便宜的多。

　

这是一个非常旧的居民区，房子都是早期犹太移民盖的简易房。但这个居民区却处在特拉维夫房地产业的黄金地段。不少开发商都在打这些旧房子的主意，计划拆迁以后盖高楼赚钱。以色列拆迁的赔偿通常是二比一，也就是拆迁户会在原地得到面积大一倍的住房，同时建房期间的租赁费用由建筑商承担。拆迁的条件则是当地所有住户都必须在合同上签字同意，少一户也不行。萨米的这栋楼跟旁边四栋楼的大多数住户早就已经跟开发商签了合同，无奈萨米楼下的邻居坚持要按三比一赔偿，开发商不同意，事情就这样耽搁了下来。由于毕竟是有一个拆迁的前景，所以虽然房子简易破旧，价值却不低，我租的那套小单元当时（1997年）的市价差不多是15万美元，我们旁边那一套也是萨米的，属于萨米的二女儿所有，房子稍微大一点，当时的市价要20万美元。

　

我们在谈合同时曾去过萨米夫妇俩住的地方，那是在一个中上级别的住宅区里的一套130多平米的标准住房，当时的市价在35万美元以上。萨米的五个子女各自都从老爸手里得到了一套房子。据萨米说，小儿子这套是最小的。但即使这五套房子都按我们租的这套算，也价值75万美金，加上萨米自己那套，光他在以色列的不动产就超过100万美金。萨米告诉我们说他曾在伦敦住了十年照管他在那里的不动产，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刚从伦敦搬回来不久，还时常飞伦敦照管房产的事情。萨米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退休金，完全靠他自己的钱过着舒适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这个外表和行动都看起来像个建筑工地的小工的老头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百万富翁，真是人不可貌相。

　

说起来以色列家产超过百万美元并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虽然以色列的工资比不上美国西欧的水平，但很多人并不完全靠工资过日子。中国人说“皇上家也有三门穷亲戚”，犹太人好像即使是乞丐也难保会有三门阔亲戚。我认识的很多人虽然自己收入不高，但都在美国或者欧洲有个老得不成样的阔姨妈阔叔叔什么的，平常自己挣的那点钱吃光花净，买房购车等大事往往都指望遗产里的份额。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念叨了几年她德国的一个富可敌国的姨妈该死了，哪怕遗产里留给她九牛一毛，也够她下半生快活的了。谁想到老太太死后只留给她五万美金，虽然以色列一分钱的遗产税也不用交，虽然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了，但对她来说却是绝对的大失所望。

　

不过这遗产的事情通常只是来自欧美国家的西方犹太人的故事，萨米不在此列，因为萨米是一个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跟绝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东方犹太难民一样，萨米的一家只逃出一条命，没带出半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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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的一家来自巴格达，父亲老萨米经营着几家店铺，是个家道殷实的犹太商人。老萨米有三个兄弟，一个也是商人，另外两个却在政府部门做事。以色列独立战争打响后，老萨米的商人兄弟看出苗头不对，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动用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买通当道，冒死逃往以色列，在那里战死沙场。他走前一再劝几个兄弟同行，却被他们拒绝。战争结束后，巴格达的十多万犹太人被当局和民众视为大敌，萨米回忆说那时他走在街上，都会有其他小孩子用石头砸他，而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赶快逃回家去。随着局势日益混乱，伊拉克政府将所有犹太人都开除了公职，两个失了业的叔叔只好登记要求移民以色列。老萨米此时如梦初醒，想要移民以色列，政府规定凡移民者一律剥夺国籍，没收全部财产；想要变卖家产，所有犹太人的资产已被政府冻结。老萨米走投无路，想来想去，一家人的性命总比什么都重要，便毅然抛弃财产，登上“以斯拉与尼希米”行动的以色列飞机，带着一家大小，身无分文地来到犹太人新生的祖国。

　

然而那时的以色列跟这些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们一样一贫如洗，即使稍有一点收入也都投入了国防开支，实在无力照顾这几十万难民。萨米一家跟所有的东方犹太人一样，住进了所谓的“中转营”，也就是专门给他们建造的一些集中居住的简陋棚屋。一家人没有钱，没有工作，全靠政府的一点救济粮糊口。后来政府连救济粮也无法免费发放，便给每家每天一份临时工作，靠这份工作领取救济粮。萨米家得到的工作是修路，是一份繁重的体力劳动。萨米的父亲一直为丢失了祖传的产业而深深自责，压抑的心情加上陡然恶化的生活环境使他一病不起，刚刚十二岁的长子萨米便负起了养活全家的重任。他每天一早便扛上比他还高的镐头，跟着大人一起出工，晚上回家则给母亲带回食品券，好让母亲能换回一家人的三餐。中转营的旁边是一个阿拉伯村子，萨米说那时最让他高兴的事情就是在阿拉伯农夫收获之后，到地里去寻找一些遗落的新鲜蔬菜，让全家能在晚餐时换换口味。

　

这段艰难的生活给以色列日后的政治打上了深深的集团隔阂和烙印。从阿拉伯国家逃出来的几十万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无法原谅以色列政府当年对他们疏于照顾，将早年的困苦岁月归咎于西方犹太人主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东方犹太人的歧视。近年不断出现的新证据表明东方犹太人的这种怨恨并非全无道理。建国时的以色列领导人显然认为东方犹太人在经济实力、教育水平、专业技能乃至身体素质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犹太人，让他们进入以色列不但帮不上忙，反而会成为累赘。因此他们先是消极对待东方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的意愿，而当局势恶化，不得不将这些犹太兄弟接入国内之后，又在社会和经济资源分配上把东方犹太人置后考虑，所以东方犹太人早年的困境并不完全是国家经济困难的结果。

　

东方犹太人这种对西方犹太人的隔阂和怨恨直接导致了利库德集团的崛起，使该集团得以打破西方犹太人主导的工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开创了以色列政治中两雄并立的时代。萨米不仅是利库德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习惯于将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都解释为东西方犹太人的斗争。他清楚每个政治家的东西方背景，凡有对东方犹太人政治家不利的事情发生，则一定解释为西方犹太人迫害东方犹太人的阴谋；同时他对西方犹太人政治家所有的财产来源都表示怀疑，认为那都是贪污受贿的结果，当然他的这一认识开始于一名东方犹太人政治家因受贿被判决入狱之后。有时说到激动处，萨米甚至会大叫：“总有一天人民要起来革命的。”听得我不禁毛骨悚然。

　

到达以色列几年之后，以色列政府为东方犹太难民建造了简易住宅楼，萨米一家终于告别了中转营的棚屋，住进了像样的单元房。工作依然是政府配给的，萨米的中学是在一边当建筑工人一边念书的努力中度过的。中学结业以后，萨米开始当全时的建筑工人。头脑机敏的他不久便看出了此中门道，先是独立干装修，后来便自己拉起了包工队。萨米没有门路，没有势力，他赚钱一是靠手艺，二是靠刻苦。他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出门，常常工作到晚上十点才回家。靠着早年当建筑工人练出的手艺，萨米事必躬亲，他的装修队的工作总是质量上乘，因此也就财源不断。对于萨米所说的这一点，我一直深信不疑。我租他房子住的这两年，无论房子出什么问题，萨米总是亲自动手修理，而且活儿干的又快又好。

　

萨米当包工头的时候，手下的工人多半是巴勒斯坦人。那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很容易进入以色列工作。巴勒斯坦人工资比以色列人低，干活却很勤快，所以以色列建筑行业的雇主只要有可能都雇巴勒斯坦人。萨米的母语其实是阿拉伯语，跟巴勒斯坦人在一起混得如鱼得水。在他看来，那是以巴之间的黄金时代，萨米靠着那个时代积累了自己的财富，他的那些巴勒斯坦工人也靠着那个时代娶了亲，盖起了房子。1987年，巴勒斯坦人第一次反以暴动爆发，萨米的建筑工人开始在干活的时候搞破坏，偷偷往下水道扔东西什么的，弄得常常是刚装修一新的房子便水漫金山了。被雇主找了几次麻烦之后，萨米知道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便停止了在以色列的工作，跑到伦敦做了十年的房地产生意。从伦敦回到以色列以后，萨米便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常常早上告别老婆，开车出门，路上便搭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两人一块去玩。那姑娘是我亲眼见过的，至于两人在一块玩什么我就没看见了，不便瞎说。

　

萨米常常跟我念叨在以色列的发财经，“有工作总是好的，有就要做，不要放过挣钱的机会。”来收房租时，他常常一边品尝我们给他沏的茶一边谈他的心得：“攒下钱就买房子，钱再多一点就把小房子换成大房子，再多了就买第二套房子，租出去，这样你的钱就不会贬值，就会越来越多。”萨米的发财经在以色列是适用的，以色列建国五十年时，公认收益最好的投资是房地产，而且没有增值税，买下房子之后就没有太大的开销了。

　

我一直很相信萨米的发财经，也一直照此身体力行。萨米的子女们却看不上老头儿的法宝。萨米虽然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也有一块心病，那就是他的大儿子，我们姑且称他为大萨米。萨米自己连高中都没毕业，五个子女却都受的是高等教育（小儿子当时还在当兵，不过已经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大萨米学的是工程，毕业后在一家大公司里当工程师。他从萨米手中接过了一套房子，娶了妻子，过着在我看来是甜美的日子。然而萨米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个大儿媳妇简直就是个灾星，“那么多伊拉克犹太姑娘要嫁给他他不娶，非要娶这个西方犹太人的女儿。”萨米就是想不明白，那些温柔恬静、知礼勤快的东方犹太姑娘有什么不好？非要娶这个在他看来穿着打扮得稀奇古怪，对公婆毫无礼貌，又好吃懒做的法国犹太姑娘。“我跟他说过多少次，这女人对他不合适，可他就是不听。”萨米无可奈何地说。也许就是要验证一下萨米的感觉，这个大儿媳妇一过门就对大萨米的这套房子看不顺眼，整日撺掇大萨米卖房子，换一套现代化的新居。大萨米被枕边话征服，变卖了房子，交定金订了一套新房子，剩下的钱存在银行里，等着两年后房子建好，连同他的积蓄一起交足房款，便可搬进新居。不想房子是死的，钱是活的。大萨米的老婆干活不在行，吃喝玩乐样样精通。夫妻俩购买奢侈品、下馆子、出国旅游，每两周去以色列最豪华的休假地去度周末，不上两年，那点卖房子的钱就到了“其涸也”的地位。新房造好，大萨米却交不出房款，结果房子丢了，定金也被建筑公司收去充了罚款。“他们两年花了十八万美金啊！”萨米跟我说这话时一脸痛苦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多心疼。我对他的心情充满了同情。就从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还亲自上房修屋顶，我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钱都是一分一分地挣出来的血汗钱。大萨米“崽卖爷田不心疼”，大概从没想到过他卖的是老父一滴一滴的汗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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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萨米丢了房子，却没丢掉玩心，夫妻俩过惯了舒心日子，无论如何不肯降低生活水平。渐渐地，大萨米感觉工资入不敷出，银行账号上的赤字也越来越大。这时一个朋友对他说：“你这消费水平，只有美国人的工资才支撑得住，你干嘛不到美国去？”一句话提醒了大萨米，他很快就携妻去了波士顿。大萨米的专业水准大概相当不低，因为他很快就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办妥了绿卡，而且买下了一套房子。大萨米买房子的那年夏天，萨米乐呵呵地跑来告诉我们他要去美国看儿子了。在他看来，儿子去美国以后，由于远离父母、失去了保护，已经开始懂得了生活的艰难和责任，真正长大成人了。他已经忘了大萨米不成材的事情，开始为这个儿子感到骄傲了。

　

萨米在美国待了三个月，回到以色列时患上了严重的肩背疼，在床上躺了好几个礼拜。我问他怎么搞的，他说别提了。原来在美国的三个月，萨米既没去任何地方旅游，也没在儿子家好好休息，而是用这个时间把儿子的房子彻底装修了一遍。儿子买的是二手房，买下来以后觉得房子显得旧了一点，想装修一下。萨米一听说美国的装修价格，便死活不让儿子出这个钱。他说他自己本来就是干这个的，在家里呆着也是呆着，不如干点活的好。于是三个月里，萨米一个人换掉了儿子家的厨房浴室和所有的地板。儿子下班后和周末跟萨米一起干，平时就是萨米一个人流汗。房子装修一新，萨米也动不了了。大萨米两口子都要上班，没法子照顾生病的父亲，萨米便买了一张飞机票，独自飞回到老伴身边。这件事一直让我很感慨，这把岁数了还肯这样为儿女当牛做马的，天下除了中国父母也就是犹太父母了吧。

　

对萨米来说，浪费钱是一种罪过，让眼前能挣到手的钱跑掉也同样是罪过。他那无止境的挣钱欲望最终也把我包括在了里边。租住萨米的房子两年之后，我们打算自己买房子。萨米一听说我们有钱买房子，便马上动开了脑筋。他先是算计着把自己一套无法脱手的房子卖给我们。萨米买那套房子的时候看走了眼，买下不久那个区便闹起了黑社会，房价跌得一塌糊涂还没人肯买。萨米先是隐瞒黑社会的事实，当我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竟然说：“黑社会？他们不来杀你，不来杀我，他们只杀他们自己，你怕他们干什么？”后来他知道卖房无望，便又在住房贷款上打起了主意。他劝我放弃银行的住房贷款，从他手里借美金贷款，以后按美金比价加利息还给他。最后甚至出了一个联合买房的主意，一家出一半钱，买下来以后我们住，按市场租金价格的一半给他房租。如果我们以后有钱，可以把那一半购房资金还给他，房子就是我们的。当然，萨米的主意千变万化，结果都是一个，那就是我们付的比拿银行贷款付的利息多。所以我们最终拒绝了他的所有建议。搬进新家时，萨米来看我们，坐在我们的客厅里，环视四周，一付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知道他心疼这笔从他眼前流走的钱，也就没大在意他对我们那套房子投资前景的不佳评论。

　

对萨米，我一向是非常尊重的。虽然他最后想从我手里赚点钱，但也都是和蔼地提出建议，并没有耍什么花招，施加什么压力。从萨米身上，我看到的是犹太民族几千年埋头苦干，艰难创业的美德，也学到了很多创业理财的道理。

　

1945年，在阿拉伯世界里居住着约80万犹太人，今天只剩下不到8000人，也就是说在这五十年里有70多万犹太人背井离乡，离开了他们祖居的阿拉伯祖国。通常的估计是约60万移民以色列，其余去了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仅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之后的几年里，就有30多万犹太难民逃离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来到新生的犹太祖国，其中的大部分都像萨米一样被原住国剥夺了全部财产，移民时一文不名。然而这个世界却从来没听说过存在着一个因中东冲突而引起的犹太难民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些难民在到达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几年之后，便被这些国家依据国际惯例就地安置、吸收同化了。今天这些人都已不再是伊拉克犹太难民、埃及犹太难民或者叙利亚犹太难民，而是堂堂正正的以色列公民、法国公民、美国公民，他们跟当地人一样享有所有受教育、工作和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第二、这些难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秉承了犹太祖先艰苦创业、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德，用自己的双手和辛勤劳动的血汗为自己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而不是同情。

　

相比之下，面对那些在同一场战争中出逃，五十年后仍然被同族兄弟圈在难民营里，靠国际救济生活，被拒绝授予当地身份，甚至连行动都受限制的难民们的悲惨命运，我们在深深的同情之外就不能不多问个为什么了。

　

2006年2月8日 于特拉维夫

六亲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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