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摩西会堂札记(Jewish in Shanghai)

大札雅玛

上海摩西会堂札记

  近期去了上海的提篮桥，寻访过去在虹口避难的犹太人的遗迹。
  我不愿意再重复网络上已经有的很多资料，想要了解历史背景的人可以自己在网络查找，同时也可以在我下面的附注中看，因为我在最后附带贴了几篇网络上的资料。
  我只想简单说自己的体会：
 
  （0）没有必要轻易相信很多宣传册上的或者网络上的历史介绍，里面主观的东西太多，我在很多地方找到自相矛盾的地方，但都被一股中犹友谊的巨大热情淹没，这会使人觉得所有这些数据都是真实的。我希望事实和宣传册上的完全一样，但你不应该不假思索就认定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
  （1）提篮桥一带还是可以依稀看见当年犹太难民来过的痕迹。虽然绝大多数建筑都被新楼代替，但是一些老屋还是存在，假定你去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你参观结束后可以在这个地方的周围街道走上一圈，还是可以发现很多带有欧洲特点的建筑。你还可以看到提篮桥监狱，这个地方算是很有名气的了。
  （2）霍山公园免费开放。因此，你可以进去看看一些纪念性的碑物。
  （3）票价可以灵活处理。摩西会堂票价有50元和10元不等的价钱，后者学生票，前者是个人票，如果是团体票是在50~10元之间，但是我去的时候，我说自己是学生，他并没有检查我的证件，可以让我以10元的票价进去，这证明了平时去参观的人并不多，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因此，这意味着，选择一些时候过去游览，你就没有必要自己首先掏出50元去买门票，如果你不是那么老态龙钟，你可以说自己是学生。这样，10元就可以买到票。当然，假设门卫做了调整，情况也许会不同。但是可以肯定，你应该先试探性的拿10元人民币去买门票。（这些规则对国外的朋友是例外，有的朋友指正我说，国内的人去都是10元。）
  （4）文物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我去会堂的每个角落，发现当年难民留下的很多物品都放在房间的柜厨上（这些生活实物属于原来的俄籍犹太人列文斯基先生一家，包括一些老照片，旧家具以及象征犹太文化的烛台，老式缝纫机、收音机、电风扇等）。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把这些物品放在封闭的橱窗里，每个人过去游览都可以自由触摸到它们，人的汗液会损害这些物品，还有氧化等因素，难道是因为这些物品必须保持原样的位置？这显然不是原因，因为保护它们和这个并不矛盾；难道是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必要加以封闭的保护？这显然不是原因，因为提篮桥一带靠近江边，气候湿润，而会堂又是木质结构，水气很容易穿透到屋子里，加上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这些文物很容易会被损坏。尤其是一些铁制物和皮革制物，以及更显然容易遭到损害的照片，我过去看了一下摆在桌面上的那些老照片，镜框已经快要掉落，而照片也并不是封闭在镜框里的，它们的边缘已经遭到侵蚀。难道是因为缺乏经费和系统的管理？只有这个原因了，但是为什么不呢？
  （5）在会堂里，一些宗教性的物件保存让人感到欣慰。大卫星依然放在那里，烛台也可以在一些角落看到。看到mezuzah让人感到亲切，这些门框圣卷让人浮想联翩。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在这些宗教性的物品旁边放一些文字性的注解？难道是因为去参观的大都是犹太人，不需要注解？这不是原因，因为你依然可以在屋子里看到一些其他物品的文字说明，如果因为去参观的都是犹太人就不需要注解，那其他文字说明为什么又要呢？这不是自明的吗？难道是因为有解说员，那也不是原因，理由和上面一样，另外，会堂里仅仅还健在的王发良老先生已经87岁高龄。
  （6）你在3楼可以看一个英文短片，是介绍这段历史的，但我觉得它已经附加一些中文字幕才可以。另外，桌子上有一些相关书籍可以给人翻阅，这还是相当不错的。
  （7）摩西会堂旁边是小商铺和美发店，这有点不和谐，如果在旁边可以开设铺子出售一些犹太纪念物，会更不错，因为如果有犹太人过去参观，他可以在旁边的店里买到kippah，他可以可以买到大卫星饰物等等小的纪念品，或者他可以买到很多小型纪念册。
  （8）让我非常感动的是里面的老讲解员王发良老先生，他所在的办公地仍然是一间几平米的小屋子，里面非常简陋，他已经87岁了，却仍然在做研究工作，而且当我过去询问的时候，他非常热情，我认为除了对这段历史的爱好，没有其他原因去促使他这么去做，因此，他完全值得尊敬。

大札雅玛

  

大札雅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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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札雅玛

附注：一些网络资料

    长阳路62号（原华德路62号）的“摩西会堂旧址”是许多犹太人士来上海的必到之处。摩西会堂建于1927年（犹太历5688年），原是一座供犹太人专用的会堂，二战期间成为上海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犹太青年组织一度将其总部设在摩西会堂内。
    1937年－1941年，大批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逃出的犹太难民辗转逃到日本神户，因日本政府拒绝接纳，想去美国、加拿大的犹太难民先后来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个非常独特的城市，是二战中世界上唯一不用签证或任何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方。上海人民把自家大门连同自己的心扉向他们打开，热情接纳并帮助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重建家园。
    当时，曾有两万余名犹太难民居住在虹口地区的长阳路、霍山路、高阳路等地方，摩西会堂成了难民经常聚会的场所，支持着他们的信念，使他们在新环境中迅速振兴。他们开设学校、医院、商店、工厂等，继续播种着生活的希望，并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坚持反法西斯斗争。上海成了他们在远东最温暖、最安全的避风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逗留了许多年。
    在虹口区度过童年时代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在再次看到那熟悉的历史场景时，思绪无限，老泪纵横，对中国人民连声致谢！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参观摩西会堂后留言：“二次世界大战时上海人民卓越无比的人道主义壮举，拯救了千万犹太人民，我谨以以色列政府的名义表示感谢！”以中友好协会主席考夫曼先生曾说：“从历史上看，当年居住在上海虹口的犹太人达两万余人，这在犹太民族发展史上和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交往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在，对全球犹太人来说，“上海”这个单词被记录进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文化里，如“辛德勒”、“瓦伦堡”、“杉原千亩”等一样，已成了“拯救”、“避难地”的代称。二战后，尽管大批犹太人迁居世界各地，但对上海“摩西会堂”的感念已深深地烙在他们心底。
    许多曾居住在虹口区的犹太人近年来携带子女来此旧地重游，缅怀那段难忘的岁月及与虹口人民之间结下的患难之交。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年大约有5000人通过各种途径前来参观摩西会堂，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色列前总统赫佐克、前总理拉宾和前外交部长佩雷斯。许多犹太人来参观摩西会堂时，一般会在门口的捐款箱放些钱，并对中国人说很多“谢谢”。

  
 
  摩西会堂位于上海长阳路，始建于1907年，1927年迁至华德路（今长阳路）62号，二战期间成为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犹太青年组织也一度将其总部设在摩西会堂内。摩西会堂，可能是整个上海有关“犹太难民聚居区”的文字和实物资料最多也最为完整的地方。
  摩西会堂是三层的房子，红砖斜尖顶，白色的窗棂上有蓝色的拱纹，罩着窗顶，然后又向两头延开去，点缀成红墙上的条条蓝纹。
  会堂大敞着镂花的铁门将你迎进去。正前方和左侧手各有一扇咖啡深色的木门，石拱的门廊，类似巴罗克的风格。左侧是通楼上的，而正前方进去就是礼拜堂。整个会堂里静悄悄的，只有长长的座椅排列有序，静静地卧在会堂当中。
  早就听说犹太教是没有偶像崇拜的，《圣经．旧约》的摩西“十戒”里头也明确有这一条。第一次来犹太教堂，当然想要证实一下。果不其然，礼拜区前面没有任何偶像雕塑，只有一个存经书的壁橱。工作人员过来介绍说，会堂现在这个样子是经过修复的，虽然房子的整体结构没有变过，但廊柱、墙壁都重新粉刷，椅子、吊灯也是新添的，旧东西都不在了，唯一保留了当年犹太人聚居时原貌的，是地砖，整旧如旧。观看时，只见地砖上有一块块水泥补上的痕迹，零星地，还看得出有少量马赛克是新嵌上去的。
  在礼拜堂转了一圈，看到左右两面的墙上挂着老照片，分别是老上海时的几座犹太会堂和犹太人沙逊在上海造的各式房子的留影。听工作人员介绍说，现在上海仅有两座保留下来的犹太会堂，一个是这边的摩西会堂，现在是完全开放的；一个是陕西北路500号的西摩会堂，据说是当年犹太富翁沙逊为纪念他的夫人而建造的，现在只对国外来沪参观的人士特别是犹太人开放

  与往常一样，上午9点，84岁的王发良准时推开了位于虹口长阳路的摩西会堂——“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的大门，他会在这里与天南地北的旅人相伴，开始一天的讲解。

　　这位在摩西会堂里担任了12年讲解员的老人恐怕是沪上年龄最老的讲解员了。“上了年纪的人一个个地去世了，我担心的是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也许以后的人都无法了解。”老人动情地说。因为对那段历史了然入心的铭刻，王发良被沪上不少研究犹太史的专家称为“活字典”。

　　1919年，王发良出生在虹口区公平路。虹口区最初是英美租界，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虹口区成为一个公共租界，它也是后来犹太人活动的中心地带。30年代，王发良一家搬到唐山路818弄5号，以种花为生的父亲难以靠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于是初中毕业的王发良开始到英国人开的氧气场去做学徒，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王发良曾经亲眼目睹日本人烧毁商务印书馆，逃避日本飞机轰炸的犹太人和中国人一起仓皇逃难。王发良说：“舟山路是当时犹太人会聚的场所，经常可以看到一堆堆的犹太人在一起讨论战事、讲述逃难的经历。他们比别人更关心这些，包括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新闻，我都是从他们那里知道的。”

　　那段日子，王发良的身边充斥着许多从欧洲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他曾经在俄罗斯犹太人开的咖啡馆里工作过，同住一个里弄的两位同事也是犹太人。战争结束后，王发良买下了他们的房子。王发良说：“当时在虹口区生活的都是一些贫困的中国老百姓，由于语言不通会导致交流障碍，但我们的命运是同样的。犹太人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总有些独立和不合群。”因为熟悉犹太人生活，王发良退休后被虹口区政府外事办请来担任摩西会堂的讲解员。12年里，王发良每天都要用熟练的英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犹太人二战时期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事实上，一批有实力的犹太人早在19世纪中叶就经由葡萄牙、西班牙到中东再到上海。这批犹太人主要从事房地产生意，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嘉道理、沙逊、哈同等人，上海大厦、河宾大厦都由他们建造。从1932年开始，更多的犹太人陆续来到上海，他们中有公共汽车司机、工程师、医生和教授等等。”

　　虹口隔离区的犹太生活

　　两条犹太人居住的弄堂，被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人，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中国的苗人。”这是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的一个著名论断。1937年以后，在欧洲的许多犹太人坐意大利船逃往上海，当时上海是世界上惟一不拒绝犹太人的大都市。上海接纳了2.5万犹太难民，是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新西兰接收的犹太难民人数的总和。

　　匆匆抛弃世居的土地和房子，提着薄薄的行李，被求生愿望逼迫着的这些犹太难民匆匆踏上了拥挤的轮船，穿越了半个地球，终于某一日，轮船缓缓停靠，一座完全陌生的东方城市出现在眼前，这座城市是否能接纳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沪的犹太难民迁入“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个隔离区约包含有15个街区。隔离区内那些狭小、破旧的弄堂房子，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死气沉沉，隔离区内挤满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这些难民的护照上都印有“J”字标记，用以表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

　　对于隔离区的历史，年轻人不太了解，而下海庙附近上了年纪的老人却记忆犹新，“二战的时候，曾有2.5万犹太难民就拥挤地住在这里的格笼一样的弄堂房子里，周围有铁丝网架着，进出口处由日本卫兵把守，犹太人出入时要向日本士兵敬礼，拿出身份证检查，有时还要被搜查携带的东西。”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沈国华也告诉记者：“犹太人进入这个隔离区后，得到通行证后才能外出，通行证的正面写着外出的时间，背面划定了通行的范围。”

　　“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里逃出来一样奇迹，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像水银即使被碎成粉末，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这是作家陈丹燕笔下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在上海，犹太人也用这样的顽强支撑起逃难的生活。

　　公平路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日本人在出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人，最后大部分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是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采用“空投”——将面饼等食物掷过去的原始方法救助了他们。

　　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与隔离区犹太人杂居在一起的上海下层劳苦大众给予了他们无私的帮助——让出房间安置犹太难民居住；帮助犹太难民寻找工作；为犹太难民提供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如临时照顾犹太小孩、借给犹太难民一些生活用具等等；安排犹太儿童同中国儿童一起学习，如霍山路小学接收犹太难民儿童进校读书等等。

　　可以说明问题的一组数据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的时候，迁移和逃亡来到上海的2.5万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之外，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而且还出生了408人。1945年以后，在国际犹大人遣返委员会的帮助下，他们离开上海回到欧洲。

　　割舍不断的情怀

　　1994年上海犹太人开始从世界各地回上海重聚，老人们因为找到了当年一个个记忆中的物事而老泪纵横。就在11月17日，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还接待过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犹太老太太。潘光说：“犹太研究中心和世界各地几千名犹太人保持着邮件联系。这样的事情研究中心每个月都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半的犹太老人已经去世了。”

　　几年前，78岁的美籍犹太女作家瑞娜．克拉斯诺女士回延庆路上的故居重游。在曾经住过的房间，现在的主人，一位90多岁的退休医生指着身边的欧式家具对她说：“如果这是您留在这里的，您可以全部拿走。”

　　 老上海犹太会堂

　　 摩西会堂：1902年，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已有25户，他们即组织了自己的教会，并在5年内建造了摩西会堂。随着上海俄罗斯犹太人日渐增多，1927年，摩西会堂迁址到虹口华德路62号新址，仍称摩西会堂。现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地址：长阳路62号。

　　 拉希尔会堂和阿哈龙会堂：上海最早的犹太会堂是埃尔会堂，于1887年8月2日通过捐款而开始兴建的，地址不详。

　　20世纪20年代，先后由沙逊和哈同捐款兴建两个会堂。一所为现在陕西北路500号上海市教委内的拉希尔会堂。另一所阿哈龙会堂，原址在湖州路42号，现已拆除。

　　 北京路会堂和博物院路会堂：根据记载，北京路16号曾有一座犹太会堂，俗称“北京路会堂”，早已拆除。新址：北京东路40号。

　　在原博物院路上的一所犹太会堂，现已拆除，改建为文汇报大厦，新址：虎丘路50号。

　　 拉都路新会堂：1941年，一座能够容纳1000人的新会堂在拉都路的102号落成。不久即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百老汇会堂：百老汇路会堂因开拓路面，部分已经拆毁，部分改作居民住宅，尚有遗迹可寻。地址：大名路125号。

六亲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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