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谈素论到“三教合明”

天远道人

玄学起自何晏、王弼。何比王年长,而与王同死于魏嘉平元年(249年)。何为南阳人,远袭马融之教,近承荆州之学,而刻意援老入儒,著《无为论》、《无名论》、《道德论》和《论语集解》。何与王竞尚清谈,同倡玄学。玄学的兴起约有二因:一是力图从经学烦琐、刻板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其端倪则在荆州学派之中二是企求在时势纷乱、生民涂康谋?缰醒罢页雎?然而希望渺茫,乃由抑郁而放诞,这是煽扬了楚狂的余绪。

魏晋之际,玄风稍敛而不息,经学略振而未兴。

这时的荆州已无王霸之气,但其学术尚有可称道之处。如《左传》之学,仍以荆州为中心。晋初,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驻襄阳,好《左传》成癖,为之作注,其权威性为后世所公认。

时过不久,佛学借助于玄学而大行于世。

佛教在东汉时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北方,徘徊在黄淮之间一百余年以后才波及中国南方。最早到长江中游地区来过的名僧是安世高,此人原为安息太子,出家修道,桓帝建和初年(147年)到洛阳。大约在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安世高南游,经浔阳至豫章,不久前往会稽(《高僧传·安世高传》),匆匆来去,只能算是问津。又过了约五十年,支谦到武昌(今湖北鄂州)。支谦祖籍大月氏,但出生在中国。孙权在公元221年称吴王,建都于武昌。其明年,改元黄武。孙权闻支谦博学多才,召见,拜之为博士(《出三藏记集·支谦传》)。黄武三年(224年),有天竺沙门维祇难、竺道炎至武昌,与支谦共译佛经。五年以后,吴都东迁建业(今江苏南京),支谦等随之而去。、

又过了一百余年,佛学在荆楚地域才广为流布了。

佛学的中国化,得益于道家和儒家。道家幽玄恍惚的哲理,与佛学的哲理多有相通之处。佛学传入中国后,逐渐吸收道家学说,于理无大碍。儒家的纲纪伦常被奉为天下有道的定式,实际上虽可玩忽,理论上却非尊崇不可。传入中国的佛学逐渐利用儒家学说,可谓势有所不得不然。一个是吸收,一个是利用,目的相同,手段相像,但亲疏有别。所以,"老子化胡"说出现得很早,而"孔子化胡"说是怎么也出现不了的。

玄学道儒兼备,它是促使佛学中国化的触媒。

佛学的中国化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儒、释、道"三教"合明说的提出和流行为标志,第二阶段以禅宗的形成为标志。第一阶段,起点在长江中游地区,中心在长江下游地区第二阶段,起点和中心都在荆楚名山上。

永嘉(307-312年)变乱,晋室南渡,北方的僧人也络绎南逃。咸和年间(326-334年),有康僧渊、康法畅、支愍度等到豫章附近的山上立寺讲经。参考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永和八年(352年)前后,高僧道安为前燕兵锋所迫,率其徒众遁处伊洛之间。未几,应襄阳名士习凿齿邀约,南投襄阳。道安与习凿齿相见时,此则称"弥天释道安",彼则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晋书·习凿齿传》)。道安一行留居襄阳的时间,首尾约近二十七年。参考朱雷:《释道安与襄阳》，见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谷川道雄编，日本玄文社1989年版。其间,道安曾携弟子慧远赴江陵讲经。公元379年,前秦苻坚遣苻丕帅大军取襄阳,道安和习凿齿都被送往长安。当时苻坚求贤若渴,得之大喜,说用十万大军南征只得一个半人,一人是道安,半人是习凿齿。习凿齿出身襄阳大族,所著《襄阳耆旧记》为史家所重。

襄阳将陷时,道安"分张徒众,各随所之"(《高僧传·慧远传》)。慧远偕弟子数十人南走,住上明寺(在今湖北松滋)。四年之后,慧远东行,登上庐山,爱其清静,从此不出。起初住在同门旧好慧永的西林寺,后来住在江州刺史桓伊特意为他营造的东林寺。他在庐山栖居三十三年,直到八十三岁去世。

道安曾以释为本,与儒、道求同。他在《二教论》中写道:"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至于老嗟身患,孔叹逝川,固欲后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释典厌身无常之说哉?"(《广弘明集》卷八)然而,道安的佛学还是原样的佛学,尚未中国化。从慧远(334-416年)起,佛学才真正地进入了中国化的第一阶段。慧远在庐山期间,奠定了三教合明的基础。所谓合明,即相互发明。后人说三教合一,语义含混,易生误解。

慧远是雁门人,游学于许、洛,"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慧远传》)。二十一岁时,师从道安,出家为僧。二十四岁时,讲说《般若经》,为使听众易懂,援引《庄子》阐释经义,开明的道安听之任之。在庐山上,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认为"内外之道,可合而明"。何以言之?他有进一步的说明:"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弘明集》卷一五)当时佛教所受的指责主要来自儒家,所以慧远在此文中只讲了释与儒的"可合而明"。推而论之,"可合而明"的岂止两家,直是百家。慧远说过:"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广弘明集》卷三二)此说不源于佛学,而源于庄学,是从庄学的"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引申出来的。但是,慧远认为"名教"不及"《老》、《庄》","《老》、《庄》"不及"佛理"。在《与隐士刘遗民等书》中,慧远写道:"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沈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三二)在慧远的著作中,时常可以见到《老》、《庄》的影子,这是研究中国佛学史者所共知的,不须拈出了。

慧远入庐山而不出,爱其清静不会是唯一的因由,必定还有其他缘故。庐山非南北交争之处,安全有保障,这是慧远不会不想到的。慧远喜欢与官方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住在庐山上可谓恰到好处。南朝的官员分为东西两摊子,东边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中心,西边以江陵为中心,来来往往,都要从庐山之麓经过。慧远在庐山上,可以随时会见前来拜谒的官员,而又无尘嚣之乱耳,无车马之乱目。此外,一些隐士逸民也常到庐山去,慧远和他们志行最相近,彼此一见如故。早在东晋穆帝(345-361年在位)时,就有范宣子隐居豫章。此人雅好经术,然而坚拒荐举,躬耕自给。年轻的慧远慕其名,欲相从于林泉之间,未果。当慧远上庐山时,有周续之、刘遗民、陶渊明,号为"浔阳三隐"。周续之为雁门人,刘遗民为彭城人,都遁迹庐山,师事慧远。陶渊明是本地人,一说也曾登庐山访慧远。还有南阳名士宗炳,一度登庐山与慧远考寻文义豫章名士雷次宗,年少时从慧远学,通《三礼》和《毛诗》。

东晋时,"玄风滋扇"(《晋书·顾袁江车殷王传》)。刘宋时,"世重清谈,士推素论"(《宋书·蔡廓传》)。玄学,思辨精巧幽深,方法清通简要,实为步入佛学的捷径。慧远就是在从玄学到佛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在谈玄蔚为时尚的环境里,慧远如鱼得水。

相传慧远送客,无论贵*亲疏,一律不过虎溪。可是,他的佛学在他生前就已传遍江南而且传入江北了。

慧远去世之后,儒、释、道之间尽管仍有争端,有时还要由朝廷来裁决,但在理论上已没有多少新意了,三教和平共处是主流。
　　
　　
参考书目：及相关资料来自《中华文化通志》之《荆楚文化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