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耶路撒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1897年由西奥多．赫茨尔发起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世界历史，尤其对中东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犹太民族及其历史，而且对全面深入了解并把握阿以矛盾和中东地区冲突的历史形成及症结所在，有所帮助。
    现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一探讨，因为这个问题是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基点，也是人们对该运动产生歧意的根本问题之一。
    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前的犹太民族
    19世纪9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时期，在世界各地流散了1700多年的犹太人是不是一个民族，是考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是否合理和能否被人们理解的前提。因为只有民族才具备发动民族运动的条件，才享有民族自决的基本权利。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其中心点是政治上的分离，即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政治上的分离。不难看出，民族，尤其是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才具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如果不是一个民族，民族自决权就无从谈起。因此，犹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民族，就成为我们正确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的出发点。
    公元2世纪大流散前，犹太人已成为一个民族，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公元135～138年，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最后一次斗争失败后，罗马统治者进行残酷的大屠杀，迫使大多数犹太人开始了犹太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影响深远的大流散。
    犹太人在经历了1700多年的大流散后，遍及世界各地。到19世纪末，他们到底还是不是一个民族，至今学术界仍存在分歧。产生歧意的根本原因，是用什么标准来判断犹太人是不是一民个族。笔者认为必须弄清三个问题：一是结合犹太人的具体历史实际，正确认识和掌握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二是正确分析和估价犹太人的同化问题；三是严格区别民族的分散与分裂状态和民族的整体概念。
    关于第一个问题。犹太人大流散后失去了共同地域，分布在世界各地。但从居住情况看，他们在流散地大都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方式，生活在犹太区。区内有犹太人进行集体活动的犹太教会堂、学校、法院、监狱和一些管理机构，也有犹太人离不开的浴池、面色房、屠宰场、旅社、公墓等设施。犹太人可以自成一体，基本上不受外界干扰，按照自己的教法生活。因此，犹太人很容易把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民族特性牢固地继承下来。
    犹太区最早产生于公元l世纪，它是出于维护犹太民族的同一性、保障其生命安全和生活需要而形成的。后来，非犹太社会的反犹势力，为了排斥犹太人，不断强化反犹、排犹政策，使犹太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些犹太区逐渐具有强迫隔离的性质。特别是12世纪以后，基督教国家里“隔都”的出现，更是基督教会迫害、孤立和羞辱犹太人的一种恶劣手段。当然，在保持犹太民族宗教文化传统和加强犹太人的团结协作方面，“隔都”与犹太区起着相同的促进作用。
    直至19世纪，犹太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未因欧洲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犹太人同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完全改变。尽管一些犹太上层人士离开了犹太区，进入了居住国的上层社会和社会主流之中，但大多数犹太人仍生活在犹太区内。他们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意识不仅没有因失去共同地域而消失，反而呈曲线式的增强态势，并最终保持下来。
    犹太人的共同语言希伯来语在长期流散中虽然未能作为口头或书面语言被保存下来，但受居住国语言的影响，形成了许多不同地域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和方言。如犹太一阿拉伯语，犹太一贝尔伯语，犹太一希腊语，犹太——西班牙语，犹太一意大利语，犹太一波斯语，意第绪语……等。这些犹太语言和方言都受到了犹太宗教经典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影响，并用希伯来语字母书写。这表明，它们仍是具有共同的犹太人社会特点的特殊的语言联合体，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把不同地域的犹太人从思想到民族感情联系在一起。        
    从经济生活方式看，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后，大多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城镇，主要充当小商和小贩。随着商业的发展，贸易成了他们涉足的领域。由于基督教禁止基督徒发放有息贷款，犹太人便从事高利贷活动。18、19世纪，现代工业兴起，犹太人凭借他们的经济头脑和从商经验，在一些工业领域里大显身手，涌现出一批颇具影响的金融家和工商业巨头。犹太人的这种谋生方式，
要求他们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交流经验，扩大合作。而犹太人的居住方式，又为他们实现这种愿望提供了方便。各地犹太人亦在这种经济交往中增强了联系和感情。
    然而，对流散各地的犹太人来说，最主要的共同点则是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特别是犹太民族自我意识，在长期的大流散中，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从总的趋势看不是减弱，而是逐步有所增强。这从19世纪末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民族情绪乃至复国思想中得到证实。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犹太教的作用；另一个是反犹太主义的作用。
    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犹太人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建立犹太教会堂作为他们的活动中心。除定期举行宗教仪式外，还对青年人进行宗教教育。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律法使地域分散的犹太人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
    反犹太主义也增强了犹太人的凝聚力。历史上每出现一次反犹浊浪，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便得到一次增强。19世纪出现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反犹太主义，从外部设置了一道阻止犹太人通向同化的屏障，从而使犹太人的民族觉悟迅速提高。在19世纪 80年代沙皇俄国对犹太人大肆迫害的日子里，一位访问俄国的西方观察家提到了犹太人“异常的团结”，“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失去过一种意识，那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同的民族”。
    此外，在确认犹太民族时，还必须正确评估同化对犹太人的影响。不可否认，犹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受到居住国民族不同程度的同化，其某些民族特征不再保持完整。但是，犹太人具有的民族特性及其所处的特殊外部环境，使他们的同化呈复杂多变的态势。一是强迫同化多于自然同化，从而使这种同化容易出现反复。二是多样化的同化方式，包括宗教同化、文化同化和社会同化。这一道道障碍使犹太人的同化过程艰难曲折，三是同化中的逆转现象，使犹太人对同化持矛盾和迷茫的心态。因此，直到19世纪末，犹太人并未真正融入当地民族之中。从整体看，他们的主要民族特性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从个体看，同化的程度也有差别。实际上大部分犹太人没有被同化，继续保持着犹太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特征。
    在探讨犹太人是不是一个民族时，还应注意区分民族分散与分裂状态和民族整体概念。前者指民族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会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后者指由共同的物质和精神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它的存在是由构成民族的若干要素所决定的，不会因其存在方式的变化而突然消失。因此，犹太人虽然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同属一个民族。
    由此可见，犹太民族在形成之后虽经长期流散，但直至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时仍然存在。尽管它的民族特征因受同化的影响有某些变化，与一般正常民族相比有较大差异，但仍然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二、由来已久的回乡观念和一再出现的救世运动犹太人声称，迦南(今巴勒斯坦)是上帝特许给他们的土地，
即“应许之地”。据《圣经》记载，公元前19世纪，希伯来人从两河流域的乌尔来到迦南，上帝与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立约：“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以后上帝又先后向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重申了这一应许。
    “应许之地”是犹太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也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矢志不移的信条。犹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犹太教的诞生和完善，犹太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犹太文明的兴起和繁荣，都离不开这块土地。即使犹太人在亡国被逐、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也始终认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的故乡，是他们复兴和立国的地方。回乡观念一直贯穿于犹太人流散时期的始终。
    远在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囚虏时期，犹太人的回乡观念就已产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王约雅斤获得自由后一直怀着返回故乡的希望。先知和祭司以西结也表示了回乡的意愿。他认为犹大王国的灭亡正是犹太人对上帝不忠的报应，犹太人应把被掳看成是一次磨炼和自新的机会。他坚信上帝必将拯救他们重返故土，重建耶路撒冷，以色列国家必将复兴。大卫王室后代所罗巴伯则明确预言，上帝会重新拯救被掳的犹太人，将他们带回圣地。曾受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敬重、并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而留在故土的著名先知耶利米也断言，被掳之民将重返家园。他们的愿望在波斯王居鲁士于公元前539年灭巴比伦后得到了部分实现。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重建了圣殿和耶路撒冷，使巴勒斯坦重现了历史风采。
    公元2世纪大流散开始后，流亡各地的犹太人的思乡之情并未因地理上的阻隔而消失。巴勒斯坦一直是他们心中最神圣的地方，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和希望所在。他们对故乡的依恋，他们的回乡愿望犹存。
    犹太教对启发和维护犹太人的回乡观念起了重要作用。一是犹太教对犹太青年进行回乡观念的教育，使他们确信犹太人终将在弥赛亚解救下回到上帝“应许之地”。二是犹太教的一系列律法维护了犹太人的回乡观念和权利。如犹太律法规定，任何犹太人都有权要求其配偶一道移居巴勒斯坦，拒绝这一要求即被视为婚姻的破裂；犹太人只要生活在圣地巴勒斯坦，就等于遵守全部犹太戒律等等。三是犹太人的一些生活习俗与倡导回乡有联系，如要求犹太人记住圣殿被毁后发生的所有事件的日期和交纳什一税，”并积极推崇“葬回故土”的丧葬仪式，即犹太人死后要安葬在巴勒斯坦。尽管这种丧葬方式随着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已不现实，但许多犹太人死后，仍要用随身带来的一小袋巴勒斯坦泥土陪葬，以此作为遵守“葬回故土”习俗的象征。再如犹太婚礼仪式规定，当新郎在华盖下面等待新娘时，必须面对耶路撒冷。如果在耶路撒冷结婚，则必须面对圣殿站立。
    反犹、排犹恶浪的时隐时现，使犹太人的思乡和回乡观念日益强烈。在犹太教教义的启示下，他们确信自己的痛苦和灾难只有在适当时候返回故乡才能结束；他们的返乡愿望只有在弥赛亚的拯救下才能得以实现。16世纪开始的“救世运动”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发生的。
     1492年3月31日，西班牙颁布法令，规定所有犹太人必须在四个月内离境，违者处死。到次年，8月2日，至少有15万犹太人离开西班牙，有的史学家估计流亡者多达80万人。
    面对世界的不公正，一些犹太人企图在神秘哲学里寻找精神寄托，希望解开命运之谜，因而出现了许多梦想家、冒险家和“启示先知”，大卫．流便尼是1524年在欧洲出现的一个救世人物，他是当时最激进的犹太人之一，自称其使命是募集资金，筹建军队，将圣地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致力于谋求西方世俗和宗教势力的支持，他的救世宣传吸引了包括教皇在内的许多人。教皇克雷芒七世召见了他，并为他写了一封谒见葡萄牙国王的荐函。尽管他本人后来被当作异教徒囚死狱中，但他的救世主张，却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波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继起的救世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17世纪扎巴泰．茨维领导的救世运动，是东欧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及流便尼所激发的渴望救世主降临的一种反应。茨维于1626年出生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精通《塔木德》，早年从事犹太神秘哲学研究，对发展犹太教神学思想做出了贡献。
    茨维身称“救世主”，并预言拯救时代将始于1666年，届时伊斯坦布尔将发生救世时代的第一件大事：废黜苏丹，由他本人取而代之。他得到伊兹密尔一批有影响人物的信任，可是犹太教拉比却认为他亵渎神明，将他革出教门。他被迫在外地漂泊了1．8年，赢得了许多信徒，建立了一个分布很广的组织。1666年初，茨维在伊斯坦布尔被捕。后来，他改变了信仰，在苏丹的宫墙内销声匿迹。
    18世纪，波兰的雅各．弗兰克利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教义，创立了狂热的、新的拯救论。他自称茨维的转世化身，执行上帝救世使命，鼓吹经上帝“特选”的人不受道德律法约束。他因拒绝接受《圣经》和否定《塔木德》被逐出波兰，其信徒也被逐出教门。弗兰克的救世运动由之告终。
    19世纪，作为一种宗教运动的救世运动已不复存在，但其思想影响仍然存留。19世纪末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虽然是一场世俗的民族运动，但其实质仍然体现了某种程度的救世思想。然而这种救世思想，已从对救世主的期望变为对自身力量的首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是从过去的历史中，认识到只有从政治上返乡复国才能拯救犹太人。因此，它要求犹太人应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三、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对犹太人的影响
    当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跨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门坎时，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占世界犹太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也随之被带进了近代资本主义新时代。
    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启蒙运动，首先冲击了与世隔绝的犹太人的生活。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主要围绕哲学和社会政治问题两大思想领域展开。
    在哲学方面，启蒙思想家提出无神论，反对教会和教权主义，无疑是对长期遭受天主教迫害的犹太人的一次思想解放。犹太人
   不再被迫改宗，也不再承受改宗者不被信任的重负。他们可以逐步通过文化同化和社会同化的道路，步入居住国的社会主流中。
    眉蒙运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重视，引起一些提倡人道主义的进步启蒙思想家对犹太人社会地位问题的关注。他们主张废除一切刀侮辱性的限制，向犹太人开放各种谋生渠道。犹太人被迫害、受歧视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极易接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另外，犹太人一股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也为启蒙思想在他们中间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因此，出现了一批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先进犹太人。
    欧洲启蒙运动发轫于法国，法国启蒙思想家首先宣传宽容和理智，要求建立人道的社会制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是法国犹太人而是普鲁士犹太人首先响应这一号召。因为普鲁士犹太人受惠于开明的普鲁士君主弗里德里希。他以法国为榜样发展德国的科学和艺术，同时邀请法国的哲学家和诗人到德国讲学，使德国犹太人能最早接受和理解这种争取解放的思想，并使之首先在柏林得到了明确阐述。于是，在柏林兴起了由摩西．门德尔松（1729一1786)领导的犹太启蒙运动，也叫哈斯卡拉(希伯来文意为“启蒙”)。
    哈斯卡拉主要倡导理性主义，反对犹太教教会的精神领袖拉比；提倡世俗教育，改革传统的犹太教育；提倡现代化生活方式，破除犹太人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促使犹太人进入欧洲文化的主流之中。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门德尔松认为，只有通过学习德语才能达到。1783年，他将《摩西五经》译成德语，采用希伯来字母拼读德语，并附加了清晰简明的注释。几年之后。这部德语《摩西五经》流传很广。德语在德国犹太人中的普及，使更多的犹太人更广泛接触到欧洲文化。德语《摩西五经》的问世及其传播，“给启蒙运动以巨大的推动力”，使德国犹太人争取解放的思想运动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德国犹太人的思想解放运动，对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带来同样巨大的影响，促使法国犹太人积极投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法国争取民族平等运动的先锋塞弗贝尔(1730～1793)，是第一批接受门德尔松及其同伴的新思想的法国犹太人。他是一位享有一定特权的犹太军火商，为改善法国犹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终于说服国王路易十六允许他家乡斯特拉斯堡的犹太人享有法国臣民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塞弗贝尔还在斯特拉斯堡办起三个只招收犹太人的手工工厂。米拉博伯爵(1749～1791)是法国又一位受门德尔松著作影响较大的人。他为犹太人的苦难经历所震惊，在 1787年发表的《论门德尔松和犹太人的政治改革》一书中，表示大力支持犹太人。
    兴起于德国的哈斯卡拉，逐步向东扩展到波兰和立陶宛，最后到达俄国。俄国的哈斯卡拉更注重实际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企图通过全面改革犹太人的生活、思想和教育，造就适应整个社会的新一代犹太人。他们出版俄文犹太刊物，提倡现代化与爱国主义。由于沙皇推行反犹、排犹的政策，这部分犹太人发生分化：一部分投身俄国革命运动，另一部分成为犹太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东欧的哈斯卡拉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是纳赫曼，科罗赫马尔和以萨克．贝尔．莱温佐恩。前者的《当代迷途指南》，把犹太教描写成一种能使犹太国重新复活的永恒的精神力量，后者的《以色列的证词》，证明启蒙运动的目标与犹太人的信仰是一致的，这两本书在犹太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综观哈斯卡拉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引起了犹太教内部的分化，出现了犹太教的改革运动。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影响，使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人对犹太教的限制和束缚产生不满。犹太教为了增强吸引力，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开始对宗教仪式和习俗进行改革，于是犹太教改革运动应运而生。二是涌现出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哈斯卡拉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由于犹太教改革派的出现，他们中的有些人可以摆脱拉比的说教，从犹太教的严格律法束缚中走出来，在自由民主的气氛中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从而促使他们思想上的转变。三是加快了犹太人进入所在国社会的主流和接受所在国文化的进程，对犹太人的社会生活相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由于东西欧不同的社会条件呈现不同的结果。它为西欧的犹太人带来了法律和政治上的解放，而对俄国的犹太人，仅仅是带来“一场希伯来特有的复兴运动”，使他们最终放弃了全面同化的目标，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启蒙运动对欧洲犹太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础上，17～18世纪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给欧洲犹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
    第一，提高了犹太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使许多国家的犹太人先后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和公民身份。在资产阶级革命发源地英国，犹太人较早地沐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阳光。1723年，英国政府允许犹太人享有占有土地的权利。1753年后，经政府批准犹太人可以加入英国国籍。19世纪中叶，英国犹太人可以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经受资产阶级大革命洗礼的法国，犹太人的解放较为彻底。法国犹太人的问题在革命中一再被提上议事日程，国民大会曾多次讨论犹太人问题。1790年1月28日，制宪会议通过法令，规定居住在法国南部的葡萄牙、西班牙、阿维尼翁(即波尔多和巴荣讷)犹太人应享有现有公民的全部权利。此后不久，阿尔萨斯犹太人获准免交高额保护税。1791年9月27日，法国国民大会最终赋予法国犹太人以法国公民身份进行宣誓的权利。值得指出的是，拿破仑当政后进一步把法国犹太人的解放由法律上的承认发展到为社会普遍接受。
    1848年，德国、奥地利继而宣布给犹太人以公民权。到19世纪60年代，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但罗马尼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宣布给犹太人以平等权利。
    第二，提高了犹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他们在所在国的经济领域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犹太人掌握从事商业、贸易和金融信贷的优异技能，使他们很快在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再显神通。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一些国家的统治者给犹太人提供一些优惠条件，吸引他们定居。如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吸引欧洲各国富有的犹太人到普鲁士经商定居，给犹太人较多的优惠待遇。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德国犹太人很快成为社会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阶层，许多人跻身于中产阶级，还有一些人进入上层社会。于是出现了一些受保护的犹太人和“宫廷犹太人”，他们享有自由经商、旅行和随意穿戴的权利。有些人发了财成为富翁，有些人上升为贵族，有些人从统治者的财政顾问擢升为政治顾问。一般来说，“宫廷犹太人”都能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影响，为普遍改善犹太人的状况做出努力。
    同时，犹太人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经营领域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人已由小商贩、手工业者或高利贷者变成腰缠万贯、颇有影响的金融家、企业家和贸易主。少数精明强干的人在商业和贸易经营中表现得很内行，成为具有显赫地位和巨额财富的骄子。在东欧，犹太人主要经营农产品贸易，也参与大企业经营，有的人还在航运公司工作。在西欧，犹太人在银行业和其他重要于业部门成绩卓著。他们促进了德国、奥地利祁比利时国家银行的建立，并为铁路和城市建设提供贷款。在中欧，金属加工和机器制造工业、化工的创建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19世纪末，在欧洲工业资产阶级队伍中，犹太人是——支重要力量。他们主宰金融事业，控制新闻界，积极影响政治生活。这引起非犹太人的不满，出现了“犹太资本主义”和“犹太新闻界”的谈论。

第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对犹太人的影响深远。一是出现了一批犹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英。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和启迪，一部分犹太知识分子成长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的才能和素质促使他们对19世纪下半叶犹太人前途和命运的突变作出迅速反应，并找到问题的症结，还提出了解决办法。二是奠定了现代犹太民族的思想基础。犹太人不仅在物质文明，而且在精神文明上都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现代资产阶级民族的发展阶段。三是产生了建立犹太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它是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民族主义思想与犹太民族现实斗争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毫无疑问，在犹太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指导下出现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与当时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这里还应简单提一下欧洲民族民主运动对犹太民族的影响。
    众所周知，19世纪是欧洲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一系列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这种发展的标志。欧洲大多数民族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先后取得了独立和主权。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各国犹太人虽然在政治、社会、经济地位上有所提高，并先后取得了公民权，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被所在国社会和民族所接纳。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00年后，犹女人在这些国家仍被视为异己，19世纪末欧洲不断出现的反犹浪潮便是明证。现实迫使犹太人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与此同时，犹太人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民族主义浪潮。在欧洲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感情紧紧地把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19世纪早期，犹太人产生了新的回乡愿望，而且，这种愿望被赋予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随着欧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反犹、排犹浪潮的再现，在犹太人的社会心理和思想意识中，很容易产生一种民族民主政治思想。这种思想，经过犹太知识分子的提炼，发展成一种犹太民族民主理论。这种理论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
     四、新的反犹太主义浪潮
    19世纪，在欧洲大多数犹太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改善的同时，反犹太主义浪潮开始增长，到19世纪末，已波及欧洲许多国家。这次反犹浪潮与历史上的反犹、排犹活动相比，具有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建立在种族优胜论基础上的反犹意识形态，是这次反犹太主义的指导思想。它认为日耳曼种族优胜，非日耳曼人特别是犹太人种族低劣；要防止日耳曼族的退化，就必须警惕犹太人的渗透。德国历史学家G，特赖切克提出“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的口号，他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制造了许多歧视犹太人的舆论。曾经反对过马克思的杜林，公开宣传种族主义，用种族优胜论对反犹行为进行所谓的科学论证。种族主义作家、德籍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种族，它的任务是破坏日耳曼种族的纯洁和“繁殖一群假希伯来人混血儿，即一个在体质、精神和道德上无疑都发生了蜕化的民族。”这种观点成为德国社会反犹活动的动员令。种族优胜论在德国这块缺泛目由主义思想、民族主义甚为流行的土地上传播和蔓延，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新的反犹太主义浪潮产生、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土壤。
    第二，反犹著作、组织和团体的出现，使反犹活动向更深、更广的层面扩展。有影响的反犹著作，如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于1899年发表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发展了保持日耳曼种族纯洁的理论，鼓吹反对自由和反对犹太人的反动哲学思想，把人类历史描写成雅利安种族和犹太种族的斗争。法国保守党人爱德华．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国犹太人》一书中，把法国的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归罪于犹太人。他主张征收所有犹太人的财产，煽动法国工人夺取犹太人的各种产业。该书因其论点注入了宗教灵感并涂上了维护正义的色彩而被认为是合法的，曾风行一时。出版的第一年就销售10万册，在以后的10年间因新的反犹浪潮的出现竟重印140余版。
    反犹组织和团体在德国和法国都有影响。德国保守派政治家 A，施特凯尔，1878年在柏林建立的基督教社会党，很快成为一个公开的反犹政党。1893年德国举行大选，反犹党派获得25万张选票和16个议席。在法国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反犹组织，其中包括基督教民主运动。
    第三，“反对犹太人的联合抵制”，是这次反犹太主义的一个主要武器。所谓“反对犹太人的联合抵制”，指出于对犹太人迫害的目的而采取的拒绝购买犹太人的货物或拒绝与犹太人往来的统一联合行动。这种行动对主要从事经济、商业的犹太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882年，由德国保守派政治家A．施特凯尔发起并组织召开的第一届反犹国际大会，通过了一个反犹太商人和犹太专业人员的口号，这表明反犹运动已成为一种国际思潮。在西欧，反犹联合抵制主要是把犹太人排除在某些社团之外。在东欧，主要采取组织极右翼政党，通过反犹策略将犹太人排挤出竞争者队伍。奥地利则利用报纸和集会，打出“联合抵制”的标语口号，大造声势。
    第四，规模大，范围广，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反犹活动所不及的。这次反犹浪潮源于西欧，波及东欧各国。在德国，1879年俾斯麦当政时期，爆发了反对国家自由党的运动，矛头主要指向犹太人。不久，这一运动发展成反犹暴乱。1881年4月，反犹太主义者向德国议会递交了一份25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禁止犹太移民，将犹太人赶出行政机构，为犹太人口单独造册。19世纪g0年代初，德国保守势力要求政府阻止犹太人担任国家和社会职务，致使军事机构、法律部门和大学讲坛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
    法国的反犹活动，比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律蒙的《法国犹太人》一书在推动法国的反犹狂热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由他主办的《自由言论》报在由“德雷福斯案件”引发的反犹浪潮中推波助澜，使之达到高潮。
    “德雷福斯案件”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反犹案件。1894年12月，在法国总参谋部供职的法军上尉、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判处终身监禁，罪名是向德国人出卖军事秘密，证据是一封致德国驻巴黎武官的匿名信。这封匿名信是德国大使馆的一名女清洁工从废纸篓中捡到的，后被交给特工部门。特工部门的负责人尽管知道匿名信的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不同，然而在反犹思潮的驱使下，竟坚持对他起诉。军事法庭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对德雷福斯进行了秘密审判，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德雷福斯是个犹太人。他最终被监禁达12年之久。
    “德雷福斯案件”公布后，在法国掀起新的反犹恶浪：反犹报刊借机大造反犹舆论；犹太商店被抢劫，犹太人被围攻；有人主张剥夺犹太人的选举权，有人向政府递送要求驱逐犹太人的请愿书。一时反犹气焰甚嚣尘上，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与此同时，东欧犹太人也在劫难逃。19世纪的欧洲，是世界犹太人最多的地方。东欧又是欧洲犹太人最集中的地区。1880年世界犹太总人口为750—800万，其中88．4％在欧洲，至少75％在东欧，仅在俄国就有400多万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如何对世界犹太人产生重大影响。东欧犹太人在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方面较之过去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与西欧相比，仍受到更多的歧视和迫害。他们始终未获得公民权。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开始的反犹排犹浪潮，将俄国犹太人推入更加痛苦的深渊。1881年5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因涉嫌者中有犹太人，在全国出现了反犹排犹浪潮。同年4—6月，普遍发生了袭击犹太人事件，以南部埃利扎维特格勒、基辅和敖德萨等城市最为严重。1882年5月亚历山大三世发布临时紧急法，禁止犹太人在城郊居住和在犹太区内外新建居民点，准许把“有罪的犹太人”驱逐出去。旋即，几万犹太人被逐出家门，他们的财产受损，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883～1884年，在罗斯托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雅尔塔等城市继续发生大屠杀事件，许多犹太人被暴徒杀死或打伤。20世纪初，又发生一连串屠杀犹太人的暴乱，将俄国的反犹排犹浪潮推向高潮。在1903年4月6日基什尼奥夫发生的暴乱中，有49名犹太人被杀，500多人受伤，1500多间房屋和店铺被毁。另外，在东欧的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波兰也发生了一系列反犹活动。东欧犹太人为了躲避迫害，潮水般地外逃，1882～1914年大约有250万犹太人离开东欧。
    新的反犹太主义浪潮的直接后果促进了犹太民族的觉醒。他们意识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平等、博爱和自由，以种族为基础的新的反犹太主义浪潮使一些犹太知识分子鼓吹的同化论不攻自破。无情的事实证明，即便在自由民主的法国，已经跻身于军官之列的德雷福斯仍然被无故判刑，失去法
律的正常保护。至于普通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和中世纪相比，相差无几，随时有被社会抛开的危险。犹太人的出路在哪里?这不能不引起一些犹太知识精英的思考。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赫茨尔在日记中曾明确表示“正是这个‘德雷福斯案件’使我变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产生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热爱圣山运动”，使俄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源地。这一历史事实，也与俄国的反犹排犹活动的直接作用有关。五、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产生和理论的形成犹太人的复国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宗教复国到政治复国的深化过程。
    犹太人的宗教复国思想由来已久，并且常常和他们的回乡观念结合在一起。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囚虏时，这种宗教复国思想就已产生。16—18世纪兴起的各种“救世运动”，也是这种宗教复国思想的产物。
    犹太复国思想作为一种号召，最早出现于英国人亨利．芬斯在1621年发表的《犹太人的号召》一书中。芬斯预言：犹太人收复巴勒斯坦主权，建立犹太帝国的日子即将来临。1774年英国军官博鲁兹拉兹也预言，救世主20年后降临，号召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实现引日约》的预言。
    值得深思的是，历史上还出现了非犹太政治家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犹太复国的“号召”为其服务的史实。1799年5月 22日，拿破仑，波拿巴为了征服巴勒斯坦，在占领加沙和雅法后，向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许愿，在他完全征服巴勒斯坦后，允许犹太人在那里有一个家园。犹太复国号召的魅力，可见一斑。
    此后，号召犹太人重建国家的文章和著作不断出现。但在19世纪中叶以前，这些思想和号召，没有发展成系统的理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
    对政治上的犹太复国思想有所建树的首推摩西．赫斯(1812～1875)。他是第一个提出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目标的犹太思想家。他自幼在德国接受犹太法典教育，长大后成为一名同化论者，主张犹太人同化于所在国的民族之中。赫斯在《莱茵报》工作时受到在该报任编辑的马克思的影响，成为德国首批社会主义者。1862年，赫斯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该书为犹太人返回“历史性祖国”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以色列王国，提出了第一个系统纲领。   
    赫斯认为，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反犹意识是种族反犹太主义发展的潜在危险，改革和同化都不能拯救他们。他要求把建立一个基于伦理原则的犹太国作为克服犹太人困境的最彻底和最正义的办法。赫斯主张犹太国家结构的基础应当是土地公有制，保证生产发展的法规，工业、农业和贸易的社会化。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号召进入系统的理论形成阶段。   
    赫斯的著作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部经典，但并没有提出复国的具体实施办法和依靠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未能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
    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并开始与现实结合，应当归功于俄国敖德萨的犹太医生利昂，平斯克(1821～1891)。平斯克是一个完全同俄国社会融合了的知识分子，曾是文化同化论的主要倡导者。他身为“俄国犹太人教育普及协会”的缔造者，主张俄国犹太人要同俄国社会融合在一起。但是，1881年沙皇被刺所引发的反犹排犹浪潮使他毅然退出该协会，开始寻求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新办法。翌年他发表了《自我解放》的小册子。
    在《自我解放》一书中，平斯克深入地分析了反犹太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犹太民族的不正常状态，即犹太人失去了独立和祖国。他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就是把犹太人集中到一块土地上去，使犹太人生活在可以实现自己理想的土地上，变成一个正常的民族，以此作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
    东欧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社团赞同平斯克的思想，但反对他的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定居的主张。经过辩论和说服，平斯克接受了只能在巴勒斯坦定居并在此建立犹太国家的主张，从而完善了自己的思想。平斯克得到犹太复国主义社团的拥护，成为敖德萨“热爱圣山运动统一协会”主席。该协会后因内部意见不一而呈分裂状态，平斯克也因年老体衰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然而，他在犹太民族解放思想史上的杰出成就以及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奠定的思想基础，是无可否认的。因此，有人认为“平斯克在思想史上比在犹太政治史上更为赫赫有名。”
    将犹太复国主义发展成完整理论的，是奥地利记者、作家、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1860／u1904)。他生长在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家庭。从明白事理的年岁起，对反犹现象就十分敏感。中学时代，由于不满老师的反犹言论而离开了学校。大学学习期间，大学生联合会所表现出来的排犹倾向使他毅然退出了该组织。参加工作后，已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赫茨尔因深受奥根．杜林对犹太人刻骨仇恨思想的强烈刺激，断然告别了法院工作，而全力投入文学创作活动。
    赫茨尔作为维也纳《新自由报》记者驻巴黎的五年，是他政治观点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记者职业为他提供了广泛接触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机会和条件。然而，使赫茨尔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是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响彻巴黎街头的“杀死犹太人”的叫喊声，彻底埋葬了他的同化梦想。他清醒地认识到解决犹太人间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犹太人国家。他的犹太复国思想迅速形成并上升成为理论。他的思想系统地反映在1896年发表的《犹太国》一书中。
    重建犹太人国家的思想，是赫茨尔在《犹太国》一书中开宗明义和主要阐述的思想。该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思想：这就是重建犹太国家。”赫茨尔承认，他在书中提出的这个“非常古老的思想”，实际上是犹太民族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思想。赫茨尔经过深思熟虑，使这个思想更加完善和明晰，最后达到理性的高度。以往的许多犹太思想家在涉及犹太人问题的实质时，常常是根据不同事件的起因予以说明。有人认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有人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有人认为是一个经济问题，因而他们只能按照这些思路去寻找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然而赫茨尔认为，“犹太人问题既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尽管它有时会表现为这样的或其他的形式。它是一个民族问题。”他强调只有把它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并通过全世界文明国家在国际会议上的充分讨论，才能使它得到解决。
    赫茨尔以重建犹太国家来解决犹太问题的思想建立在民族问题理论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他使犹太复国思想趋于完善化和系统化，并使这种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指导作用的政治学说。
    在《犹太国》一书中，赫茨尔在阐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理论之后，进而制定了建立犹太国家的行动纲领和计划。他设想了实现这一计划的具体步骤和实施方针，如成立犹太人协会、取得大国的支持和保护，加强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实际占有等，甚至对犹太国家的住房、新社区的建设、宗教生活和文化传统的保持、人们的工作时间也提出了具体建议。
    《犹太国》是犹太民族重建犹太国家的政治纲领，也是一幅展示在犹太人面前的宏伟蓝图。赫茨尔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集大成者和优秀代表。在他的领导下，才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世界性的群众运动。
    总之，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和思想基础之上的，是犹太思想家联系现实、不断探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产物。令人惊奇和值得深思的是，赫茨尔在写作《犹太国》时并没有读到赫斯和平斯克的作品，却得出了与他们相似的结论，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即从政治上重建犹太国家。这说明直到19世纪，欧洲社会提供给犹太人的现实是，他们既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之中，也难于生存下去。他们的唯一出路只能是从政治上重建犹太人国家。
六、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诞生及其历史意义
    1897年8月29日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标志着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诞生。这次大会由西奥多．赫茨尔亲自倡议和组织召开，是犹太人被驱散到世界各地以后召开的第一次正式的世界性犹太人会议，在犹太民族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对他们的历史和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会成立了犹太复国义者政治组织——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确认了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为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并选举产生了一个由23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组织及其领导机构的建立，使该运动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大会最主要的成就是通过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行动纲领——《巴塞尔纲领》，纲领明确规定“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纲领还明确规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四项具体措施。纲领体现了东、西欧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主张的统—。从此，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沿着确定的航向向前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有组织、有纲领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在巴塞尔大会后有了较大发展。犹太复国主义小组从会前的117个增至会后一年的913个。1899年到 1900年之间，俄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从877个增加到1034个，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从103个增加到135个。到1901年，犹太
复国主义已传播到智利、印度、新西兰和西伯利亚，实际上已传播到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
    应当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诞生及其成就，不仅是以赫茨尔为代表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也与东欧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东欧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要组织是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以移民巴勒斯坦为目标的“热爱圣山运动”。
    “热爱圣山运动”是近代最早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它首先出现在俄国，然后扩展到东欧等许多地区。19世纪80年代初，由于沙皇俄国的反犹迫害，在俄国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热爱圣山者”小组。这些小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比较集中统一的中央领导。
    “热爱圣山运动”从思想上促进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俄国“热爱圣山运动”的领导人利昂．平斯克和利林布卢姆一直关心着犹太民族的复兴以及向巴勒斯坦移民问题，他们的思想在俄国犹太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者的《自我解放》和后者的《在先辈的圣地上复兴犹太民族》成为“热爱圣山运动”的政治宣言。“热爱圣山运动”还从组织上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巴塞尔大会90％的代表系该运动成员，仅俄国代表就有70名。俄国代表团在大会上的表现引起赫茨尔的极大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俄国犹太人，人们不曾料到他们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平……他们代表了500万俄国犹太人的意志和感情。”更重要的是，“热爱圣山运动”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和领导人，其中包括以后相继担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的大卫．沃尔佐夫恩、哈伊姆，魏兹曼和索科洛夫。
    另外，“热爱圣山运动”的移民活动，为后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移民工作树立了榜样。1882年由哈尔科夫大学生和中学生组成的比卢协会，首次组织51名成员移民巴勒斯坦。随后，“热爱圣山运动”的一些成员也先后到达圣地。他们在犹大、夏隆和加利利建立了18个居住区。这些犹太移民及其居住区为后来的犹太移民运动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欧洲历史与犹太民族历史发展相结合的产物。
    当时的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流行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增强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促使他们逐渐从接纳犹太人转变为与犹太人相对立。旧有的反犹传统随之复活和增长，并发展成为以种族优胜为基础的新的反犹太主义，从而完全切断了犹太民族同化的历史进程。犹太人在新的迫害面前如何生存下去，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与此同时，犹太人的民族思想也迅速发展，从最初满足于获得公民权变为渴望犹太民族的独立。一些犹太知识精英经过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真思考，提出了政治上复兴犹太民族和建立犹太国的主张。东欧的“热爱圣山运动”揭开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序幕，在此基础上，西奥多．赫茨尔联合东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创立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此，犹太民族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评价19世纪末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它与当时的时代要求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关系怎样?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思想，我们认为：19世纪末的犹太人从整体上看，是一个依附于其他民族的被压迫民族。他们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业已建成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势下，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权利，甚至其生存权利也得不到保障。革命导师列宁也确认犹太人的被压迫民族地位。既然犹太人是一个被压迫民族，那么根据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主要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思想，犹太人理应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由于犹太人处在没有共同地域、分散在世界各地和大多数集中居住在城镇的状态，他们不可能用列宁所说的政治上分离的办法来实现民族自决。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正是考虑到这种具体的民族特点和历史条件，才主张通过移民巴勒斯坦，建立政治实体的办法来实现民族自决。纵然，这种选择困难重重，而且希望颇为渺茫，但却是犹太人实现民族自决权的唯一途径。
    当然，从理论上讲，犹太民族亦可以选择实现民族自决的另一途径，即积极投身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各民族的完全平等权利。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纲领是：“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但不应忘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期，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不具备，即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个别国家的胜利也不能解决犹太民族的根本问题，面临困境的犹太人只有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用建立犹太国家的方法才能求得生路。何况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追求民族自决权的目标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并非完全背道而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为实现其政治主张固然要追求各大国政府的支持，但也不可能因此漠视犹太人被压迫的命运，更不能阻止犹太人为改变自身处境而斗争。
    由此可见，19世纪末诞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适应犹太民族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民族运动。由于它的斗争目的要使受压迫的犹太人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进步的民族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