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被信仰挤爆的圣地

耶路撒冷

皇甫茹

　　有一幅古地图。一个圆城耶路撒冷是世界中心，亚洲、非洲和欧洲是三片叶子，对称地从中心伸展开去。这幅地图，很形象地说明了中世纪时耶路撒冷在欧洲和中东的地位——这是世界的圣地。

　　圣地中的圣地是圣殿山（Temple Mount）。犹太教古典籍说：“世界可以比作人的眼睛。眼白是围填世界的海洋；眼珠是住人的大地；瞳孔是耶路撒冷；瞳孔中的人脸就是圣殿，但愿它很快重建。”圣殿山，是犹太人第一代先祖阿伯拉罕领受上帝旨意的地方；阿伯拉罕的孙子雅各，被天使赐名“以色列”（与神角力之意）。也是在圣殿山，犹太人的第一个国王大卫竖起了祭台；公元前约一千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了以色列人崇拜上帝的圣殿，从此这里就成了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

　　自从公元70年罗马大军占领耶路撒冷，摧毁圣殿，被迫害的犹太人四处流散，他们就没有忘记过重返故园。每年春季，在纪念逃出埃及的逾越节（Pasover）期间，饭后他们都要庄重地说：明年在耶路撒冷！这一愿望，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再次受到无情打击。5月28日夜间，约旦军队占领耶路撒冷犹太区。尽管付出了重大伤亡，以色列军队始终未能夺回旧地。犹太人建了国，却失去了半个耶路撒冷再加圣殿山，给他们的开国狂欢撒下沉重阴影。直到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联合国6月7日停火协议的前夜，以色列匆匆攻入耶路撒冷，终于完成了犹太民族的两千年愿望——在他们逃离圣城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后。第二天，拉比和将领们赶往被毁圣殿的残壁西墙（即哭墙，Wailing Wall），献上犹太民族世世代代迟到的祈祷。

　　就是这样一座占据着民族心理中心地位的圣殿山，为了尽快实现和平，以色列总理巴拉克（Ehud Barak，工党）准备把它移交给联合国托管，如果和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主席阿拉法特不能就耶路撒冷地位达成协议的话。反对派首领萨龙（Ariel Sharon，利库德集团）不能同意，他要强调犹太民族的宗教权利，在９月２８日参观了圣殿山。从这一天开始，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入新一轮冲突，虽经各方努力，至今未得缓和。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一座圣山，大概很难体会犹太民族的心情。诺贝尔文学奖主高行健找不到他的“灵山”。李曙华的《从洪荒起步——西行随感》，说到天水的卦台，是传说中伏羲一画开天、始作八卦的地方，如今水已干、山已荒，蓝天下一派黄色。天水，据说是中华人文初祖伏羲、女娲、轩辕和黄帝诞生的地方，今日以贫穷著称。就在别人为圣殿山抗死拼争的时候，《生活日报》10月2日报导，在历来皇帝都要下马步行的泰山，当地政府不顾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和众多专家的反对，甚至不顾国务院的明文规定，在既未申报更无批复的情况下，自行上马扩建泰山索道，严重破坏泰山景观。

　　我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虽说我们的“古”来自隋炀帝派兵去那岛上的扫荡，这“圣”离犹太民族的宗教之圣差远了，但还是可以作些比较。如果有人提议，为了避免台湾成为中美大战的导火索，把台湾交与联合国托管，我们会怎么想，感情上接受得了吗？

　　不过，即使我们理解了以色列人的感情，事分两造，我们还要理解阿拉伯人的感情。圣殿山是犹太人三千年的圣地，却也是阿拉伯人一千三百年的圣地。公元638年，阿拉伯人征服耶路撒冷。据说伊斯兰的开教祖师穆罕默德是从圣殿山升天的，691年这里建造了阿克萨清真寺（El Aksa Mosque）。从此圣殿山成为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伊斯兰第三圣地。

　　顺便提一下，耶路撒冷是耶稣和弟子传教的地方，自然也是基督教的圣地。但是基督徒的感情中心在圣墓教堂（Holy Sepulchre，耶稣之墓），不在圣殿山。

　　穆斯林素来不允许外人进入阿克萨。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记载，当清真寺的大钟需要修理时，管理寺政的穆斯林教团发现当地只有一个基督徒工匠具备所需的技巧，他们想了一个古怪的办法，才让工匠出入圣殿山。每天早上在清真寺门外，他们喃喃作法，把工匠变为“驴子”，然后蒙上眼睛抬他进去，放进吊篮让他修钟。晚上再抬出去，把“驴子”变回人形。这样，异教徒工匠的臭脚就不能沾污清真寺神圣的地面了。听起来真象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

　　土耳其人征服阿拉伯世界后，直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在英法支持下，才打败世仇俄国，为报答西欧列强的支持，土耳其开始允许基督徒参观阿克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赶走土耳其占领巴勒斯坦，才开始允许犹太人涉足圣殿山。约旦占领耶路撒冷旧城后，圣殿山再次成为犹太人的禁地。待到以色列夺回耶路撒冷，他们倒是尊重伊斯兰的传统，让圣殿山仍由穆斯林教团管辖，除星期五穆斯林祈祷日和伊斯兰节假外，允许犹太人参观阿克萨清真寺。今年9月28日是星期四，萨龙要参观，并不违反规则。

　　当然，时间是敏感了一点，正是以巴谈判相持不下、克林顿斡旋无功的时候。第二天，正当犹太人在哭墙下作新年祈祷时，阿拉伯青年从一墙之隔的清真寺内向他们掷石块。以色列军警入寺弹压，开枪击毙4人，并有200多名阿拉伯人受伤。暴力活动随即在巴勒斯坦全境如火蔓延。

　　唯一可以令世人觉得不幸之幸的是，这一冲突，大概不至于演变为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的全面战争。说起来，这也是拜冷战结束之赐。阿拉伯国家打得最好的一次，是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当时，约旦接受了六日战争的教训，不和以色列在东线正面冲突，把军队调往北线增援叙利亚。叙利亚把自己的军队退缩在首都大马士革周围，戈兰高地前线靠伊拉克和约旦军队支撑。叙利亚和南线埃及的武器装备都来自苏联，而苏联海空两运都要通过南斯拉夫转驳。当萨龙——就是参观阿克萨清真寺的萨龙——率军渡过苏伊士运河、埃及第三军被围在西奈沙漠时，苏联的最后一招是要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出兵救援埃及。另外，当时沙特阿拉伯捏着石油的龙头，吓得欧洲国家不敢支持以色列，英国甚至停止供应以色列百夫长主战坦克的零配件。但是，今天我们看看地图：伊拉克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被打瘫；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目前更关心的，是镇压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势力；南斯拉夫已瓦解，俄国可能的同盟者塞尔维亚在地中海没有港口；更不要说俄国的国力也是今非昔比；经历了七十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大大减少了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沙特很难再威胁他们。没有俄国的支持，以色列的邻国缺乏大战的资源；而没有阿拉伯邻国的参与，巴勒斯坦人也就只能扔扔石块。四处是星火，却难以燎原。

　　说到这里，某些反西方的“阴谋论者”或许会作出如梦初醒状：原来收复科威特、轰炸科索沃都是西方帝国主义企图控制三洲枢纽中东地区的国际大阴谋的具体步骤！其实，岂止如此，以色列建国，在我国历来的宣传中，不就是西方帝国主义打压阿拉伯民族的大阴谋吗？

　　可惜，这些都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编造的伪历史。如果说以色列建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那么阿拉伯国家又何尝不是？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都是第一世界大战中，英国为了击败奥斯曼帝国，而许诺他们立国的。但我们能说那不是阿拉伯民族的愿望吗？如果二十年后，这些国家就变得不听话了，在二战中明里暗里地支持德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以色列会比阿拉伯人更听西方的话？

　　其实，以色列的建国之父们，有着与英美政府相当不同的意识形态。

　　犹太人为什么要大量重返巴勒斯坦？是因为在十九世纪东欧也进入了组建民族国家的阶段后，犹太人在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地——特别是在犹太人口最多的俄国——受到空前的迫害，同时，也由于各地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才产生了犹太复国思潮。这些地方的每一次排犹暴行，都会把一批犹太人赶入巴勒斯坦。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来自俄国；以色列第一位女总理、也是世界第一位女总理梅尔夫人（Goldar Meir）是先从俄国移民到美国，再去的巴勒斯坦。这些在东欧处于社会最下层、被污辱和被损害的犹太人，接受了当时的流行思潮，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就是犹太人，年青时就写过《关于犹太问题》的论文，认为犹太人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沙俄的总理大臣曾经抱怨：犹太人只占俄国不到5％的人口，却占了革命者的50％以上。建国后，左翼政党工党长期统治以色列。或许是因为有意识形态上的血缘关系，以色列对中国一贯友好，很早就承认了北京政府，在联合国始终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当然，意识形态也盖不过国家利益和政党内争。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左倾投靠苏联后，以色列与俄国的关系越来越差。从历史角度看，有人或许会认为这是俄国排犹传统的继续，甚至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犹太人，十月革命后联共第二把手）的斗争的继续。

　　由于巴勒斯坦犹太人主要来自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土耳其与俄国交战，担心他们通敌，大量驱逐犹太人。英国趁机把逐出的犹太青年编了两个营，帮助自己作战。在赶走土耳其人、攻占巴勒斯坦后，作为对犹太人这点功劳的酬谢，英国在1917年11月2日发表了贝尔福宣言（Balfour，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写给犹太复国联盟的一封信），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同时要求不损害当地阿拉伯人的利益。

　　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引起阿拉伯人的不满。贝尔福宣言把英国置于很尴尬的境地。当时英国受国联委托，代管巴勒斯坦。一方面是有承诺，特别是当东欧国家发生排犹事件时，老绅士们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他们也要维持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在印度，英国要靠着与原来的莫卧儿王朝穆斯林统治阶层的联谊，管理众多的印度教徒。英国先是限制犹太人移民名额。1936至1939年的阿拉伯人暴乱期间，英国曾建议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面积远比后来联合国划定的小）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但被阿拉伯人拒绝。1939年，英国让步，提出所谓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停止移民，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准备把巴勒斯坦逐步移交给一个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当地政府，犹太人可在该政府管辖下高度自治。阿拉伯人的动乱是平息了；问题在于，要让东欧逃来的惊弓之鸟相信穆斯林会善待他们，显然不是容易的事。

　　有趣的是，我国一些工具书，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1990年版），只解释贝尔福宣言，却闭口不提英国后来实际改变了立场的白皮书。

　　英国向德国宣战前，由于坚持白皮书的立场，不让受迫害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当地犹太人已经和托管当局处在准战争状态，只是对德国法西斯的共同仇恨，才使暴力活动有所限制。但犹太游击队从未停止过对拦截非法移民的英军设施的破坏。

　　二战结束后，从德国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几十万波兰犹太囚徒，成了无处可去的人。他们不能回老家，波兰各地连续发生杀害返乡犹太人的事件；除了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外，由于战争的破坏，别的西殴国家也无力收容他们；连美国都不愿敞开大门。唯一欢迎他们的地方，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英国继续坚持白皮书的政策，导致当地冲突升高。犹太人炸路断桥，袭击拘禁非法移民的营地，暗杀英国官员。英犹之战，已是箭在弦上。

　　对英国而言，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这都将是一场极其不得人心的战争。希特勒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罪行，正被逐步揭露，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同情犹太人。让那些被解放的波兰犹太人继续住集中营，实在是说不过去。随着轴心国秘密文件的曝光，英国当年拒绝意大利的提议、不同意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经意大利转送巴勒斯坦的决定，也大白于天下，许多人视英国为虐待犹太人的帮凶。1947年2月15日，英国终于不愿再捂这块烫手山芋，宣布把巴勒斯坦转交联合国。

　　5月15日，联合国成立了一个瑞典人主事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巴勒斯坦问题。7月，四名委员在当地海法港亲眼见到英国士兵用枪托、水龙和摧泪弹驱赶捕捉偷渡船上的难民——全是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包括妇孺老弱。这一惨景，动摇了他们的感情。在理智的一面，犹太人的文件充满了律师的雄辩，论据当然都是与西方主流思想接轨的；而阿拉伯的王公贵族，仍是中世纪气质，几句大话说过，就是请委员们在珠宝辉煌的豪舍里欣赏烤羊肉和肚皮舞。委员会最后的报告，会对谁有利，不问可知。

　　同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辩论了巴勒斯坦问题。美国赞成分立建国的方案；出人意料的是，连苏联也赞成。该方案以33票对13票（其中10个是伊斯兰国家）通过，10票弃权。英国选择了弃权。

　　1948年5月14日，在工党领导下，以色列宣布建国。同一天，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五国联合进攻以色列，以色列独立战争开始。双方断断续续打了８个月，最后在翌年１月７日全面停火。以色列赢得了独立。

　　以色列能以一支由几路游击队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赢得独立，并不是我们历来宣传的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首先，怎么都谈不上有什么英国的支持。约旦当时与英国签有条约，尚属保护国，进攻耶路撒冷的约旦军团是英国军官指挥的。以色列各线都取胜，就是无法夺回圣城，约旦军团的战斗力就是不同。英国出动飞机帮埃及监视以色列停火状况，飞越以色列上空并击落以色列飞机，遇难的驾驶员恰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威茨曼的儿子。这位威茨曼也是俄国移民。美国虽然第一个承认以色列，但碍于英国的面子，开始时并没有向以色列提供军火。倒是苏联，趁机拉拢，以色列独立战争初期的武器装备，从步枪到飞机，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制军火库。以色列共产党主席，一个波兰统治时期的爱沙尼亚移民，在得到斯大林批准后，还是第一个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在１９４８年，要预言以色列会倒向冷战中的哪一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以犹太人的聪明，他们何必要一边倒？

　　以色列能赢得独立，首先是犹太民族的英勇奋斗。是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刚到巴勒斯坦，就拿枪上了前线，无怨无悔，战死在耶路撒冷郊外；是年青姑娘哈达莎·李普希茨（Hadassah Lipshitz），在向上级报告敌情时不幸中弹，她坚持通话——血在流淌，嗓音渐弱，直至牺牲，令电话另一头惯见死亡的老军人都觉得无法承受；是美国空军驻扎在欧洲的犹太士兵，冒着军法审判的危险，深夜拉开机库大门，开着Ｂ－１９“空中堡垒”飞向以色列，还未见到自己的民族国家，先去开罗投了一圈炸弹。当然也有国际支持，但首先是民间支持。欧洲左派人士视以色列建国为弱小民族的独立解放，掀起了西班牙内战后最大的志愿军行动，有五千人奔赴巴勒斯坦，与犹太军民并肩战斗。志愿者之中，一百五十多人倒在那块土地上。

　　这一段以色列的建国史，此时重述，是否有点“昔日难言伤痛事，今朝又到眼前来”的味道？现在是阿拉伯人在英勇奋斗，无怨无悔地横死在以色列军人的枪下；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在炸路断桥，袭击以色列设施，暗杀以色列军民；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派遣志愿人员。国际舆论，也对巴勒斯坦难民倾注了更多的同情——是他们，在到处寻找容身的土地。

　　如今，阿拉伯人倒有点像昔日的犹太人；而以色列当局，似乎替代了英国的位置。

　　悲观的人会说这是历史的讽刺，暴露了文化教养和苦难磨炼都无法消弭的人性黑暗面。笔者倒是觉得，犹太人毕竟是个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尽管不可能象英国人那样立场超然，他们终究也应该找得出就地解决的办法。翻读为寻求和平而在１９９５年遇刺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的传记，印象最深的是如下一段话。六日战争时，拉宾是以军参谋长。嘉奖他夺回耶路撒冷有功，希伯莱大学赠拉宾名誉学位。拉宾在受赠谢辞中，不是颂扬被世人认为是军事史上奇迹的以方胜利，却语调深沉地说道：

　　“前线战士亲眼见到的不单是胜利的光荣而更是胜利的代价：他们的
　　同志流着血倒在身旁；而且我知道，甚至我们敌人所付的惨重代价也
　　触动着我们很多人的心。大概犹太民族从来就没有学会、或令自己习
　　惯于庆祝征服和胜利的狂欢，所以我们接受胜利时，总是带着很复杂
　　的感情。”

　　人们认为，这篇讲话，是拉宾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从一个在战场上力争压倒胜利的军人，转变为在谈判桌旁力求合理妥协的政治家。“甚至我们敌人所付的惨重代价也触动着我们很多人的心”，以色列的悠久人道传统——被邱吉尔称为全体人类都该为之感谢犹太民族的伦理系统——已在别处开出了如锦繁花，应该也有复盖圣殿山的时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