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对中国禅宗形成的影响

吉祥云

印度佛教,为乔答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一说公元前五世纪）所创。有关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四个时期：一是原始佛教时期，公元前六世纪，乔答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诞生于迦毗罗卫城（现属尼泊尔）近郊的蓝毗尼园。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成道。成道后的乔答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彻悟宇宙间一切现象，悉由种种因与缘的和合所现起，非能独立自存，常住不变。须相互依持，互生作用始得存在。因而提出‘缘起论’，并自此一思想衍生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学说。二是部派佛教时期，　又称阿毗达磨佛教时期。此期佛教各部派的重点在于教义的深化，而非对一般大众的布教。在佛灭后百年左右，佛教内部因对戒律及教义的看法迥异，因而分裂成保守的上座部及革新的大众部二派。三是大乘佛教时期，　佛教思想在部派佛教时代，由于过分重视义理的解释与组织，失去原始佛教的活泼精神，以致颇有与广大群众脱节的趋势。在此情势下，基于自由立场，打破形式主义的束缚，以恢复释迦牟尼真精神为目标的大乘佛教运动，遂在南印度蓬勃发展。依据日本学者平川彰的看法，大乘佛教的成立，肇始于释尊逝世后的佛塔建设者与管理者。这些建设、管理佛塔的在家佛教徒，逐渐形成一种宣扬六波罗蜜及大乘戒律的团体，这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萨僧团。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之间，大乘经典开始出现。在陆续出现的大乘经之中，较重要的有；般若系经典、《法华经》、《维摩经》、《宝积经》、华严系经典、净土系经典等。所阐述的重要思想有：空、中道、实相、菩萨道、三乘分别、一心本净等。其后，更依据此等理论逐渐分成中观、瑜伽行二大派： (1)中观派：约公元二世纪形成，始祖为龙树。此派系依据龙树所撰的《中论》，宣扬般若空观。主张非有非空，亦有亦空的中道。认为现象世界均为因缘所生，并无自性，故谓一切皆空。(2)瑜伽行派：兴起于四、五世纪间，以弥勒菩萨为开祖，无著及世亲为此派理论体系之确立者。此派以《瑜伽师地论》为理论基础，建立唯识说。主张万法唯识、三界唯心。认为一切存在皆由心识所变现。故识与心灵为有，其余万法为空。四是密教时期，　如前所述，清新活泼的印度大乘佛教亦在进入中期时，急于寻求第二次理论性的整合。终于分成无著、世亲等人的瑜伽行唯识派，及依据《中论》之般若空观的中观派。此二派且曾发生长期的法义论战。其后，统一这两大系统，标榜金刚界（唯识系）、胎藏界（中观系）不二一体的密教应运而生。密教的独立在七世纪左右，随着《大日经》、《金刚顶经》二大圣典的出现，而进入最盛时期。

‘禅’在佛教中极为盛行，就印度佛教本身来看，禅思想自该教产生时起就成为该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禅思想在印度一直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发展。在原始佛教中，在部派（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中，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中，都存在着禅思想。在原始佛教最初的教理中，有所谓‘八正道’的理论，而这八正道之一的‘正定’，说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正定’是佛弟子在学习佛教基本教理，追求解脱过程中的一种必有的心态，修行者要摄止住自己的心作用，要‘不乱不散’。早期佛教的禅定有所谓‘四禅’。关于‘四禅’，根据《杂阿含经》卷十七中的说明，意思是要逐步控制人的感觉、情感、思想等，也就是控制人的心作用。这样实际上也就是达到了八正道中说的‘不乱不散’的状态。除了‘正定’或‘四禅’之外，原始佛教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涉及禅定的概念，如‘三解脱门’和‘四无量心’等。三解脱门指空（体悟事物的空性）、无相（不执着于事物的假相）、无愿（无所愿求）。四无量心指慈（给众生快乐）、悲（除众生痛苦）、喜（见众生快乐而喜）、舍（舍弃错误观念）。可见，三解脱门明显是属于禅定自身的内容，因为空在原始佛教里主要指的就是‘空定’；无相就是禅定中的离相；无愿是一种不动心的态度。它们密切相关，都是禅定范围内的东西。四无量心主要是为进入禅定所作的准备性工作或修行者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大乘佛教在禅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大乘所强调的所谓‘六度’中的‘禅那波罗蜜’上。禅那波罗蜜自然也有与小乘定学相同的内容，但二者也有差别。在小乘中，定学要求修行者思虑集中，彻底摆脱世间凡尘的种种杂念烦恼，认为修这种禅定能产生最佳的宗教修行效果，绝对肯定这种禅定的意义。但在大乘佛教中，受大乘总的理论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初期大乘佛教及中观派的‘无所得’观念和‘中道’思想的影响，大乘对禅定的看法与小乘有一些不同。大乘佛教认为，对一切东西都不能执着，因为事物都是‘无所得’的，禅也不例外，也不能执着，不能把修禅绝对化，而且修禅也不能像一些小乘佛教那样要求绝对与外部事物分离。大乘佛教发展到瑜伽行派时更为重视禅定，此派禅定的内容较先前的佛教禅思想有很大变化，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瑜伽行派的理论实际上是止观并重，把本派的禅定方面的学说与其关于诸法本质的理论密切结合在一起。　　密教对禅定的重视体现在其关于瑜伽的理论上，密教吸收了瑜伽行派等大乘佛教的不少思想，认为瑜伽就是通过传统的调息、制感、摄心等手法使自己与最高实在（或事物的实相，或佛性，或本尊佛等）相应。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学或修禅思想一直获得广泛的流传，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曾译出多种禅经，主要的佛典有安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大小《十二门经》，支娄迦谶译的《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这些经典属于小乘方面，主要叙述的是印度禅思想中的制感、调息以及控制心作用等内容的成分，具体有‘四禅’、‘四无色定’、‘四无量心’等。属于大乘方面的主要叙述的是对佛的冥想，以及通过对大乘佛教根本观念体悟而达到禅的境界等内容，具体有‘佛现前定’、‘一切事竟定’等。总的来说，引入的思想主要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些禅的基本内容。禅学成为相当重要的流派。相传菩提达摩于六朝齐、梁间从印度渡海东来，梁普通（５２０～５２６）前后到洛阳弘扬禅法。因其禅法不为当时佛教界所重，乃入少林寺安心壁观，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弟子慧可、道育等。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说的是依靠智慧或真理而入佛道，按禅宗的说法是所谓‘藉教悟宗’，也就是借助佛教的经典文字等逐渐悟入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寂然无为的禅的境界。‘行入’说的是依靠正确的修行或处世态度而入佛道，具体来讲又有四种，就是所谓‘四行’，即：抱怨行（正确对待先前行为所得业果，无怨憎）、随缘行（得失随缘）、无所求行（不贪婪地求取）、称法行（认识诸法无我等事物的真理）。这种‘二入四行’的方法在本质上说和印度禅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能找到对应之处，如‘理入’接近于印度宗教中的‘观慧’，‘四行’在本质上是对自己行为的抑制或控制，与上述‘禁制’、‘劝制’、‘制感’类似。慧可从达摩６年，达摩授以《楞伽经》４卷。后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微潜山东北），传法于僧璨。僧璨受法后又隐于舒州司空山（今安微太湖北），萧然静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有道信侍璨９年，得其衣法。后至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传法，尝劝道俗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可见其除依《楞伽经》外，还以《般若经》为依据。后住湖北黄梅双峰山（一名破头山）３０多年，主张“坐禅守一”，并传法于弘忍。其另一弟子法融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牛头山传牛头禅。弘忍得法后即至双峰山东冯茂山（一作冯墓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其禅学为“东山法门”。其“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的作风，开中国佛教特有的禅风，对后来禅宗发展影响甚大。著名弟子有神秀、慧能、惠安、智詵等。相传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大家各作一偈，时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认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可，并秘密传以衣法，为第六代祖。慧能得法后南归，隐居１５年，继至曹溪住宝林寺。后应请在韶州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并传授无相戒。嗣法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忠、法海等４０余人。法海集其言行为《六祖坛经》，是为南宗。神秀于弘忍寂后至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弘禅，２０余年中门人云集，是为北宗。神会先后在南阳、洛阳大弘禅法，南宗遂成禅宗正统，慧能宗风独尊于下。

　　　　　中国禅宗思想的发展后来逐步走上了重视‘心性’理论、‘佛性’理论的道路。‘见性’了就‘悟’了，也就成佛了。禅宗的核心思想成了如何‘见性’的问题。见性的问题成了修禅者的首要问题。把禅思想和心性或佛性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禅思想的一个特色。印度佛教中很早就讲‘心性本净’或‘自性清净心’。这与佛性观念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却也有很大关联。在禅宗里，无论是南宗还是北宗，都承认‘自性清净’的观念，都注重向内体悟或发现自己的本性或佛性。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或完成这一过程的问题上，二者的见解或作法有差别。这种差别通常被概括为‘南顿北渐’。所谓‘南顿’指南宗‘顿悟成佛’的方法。南宗认为，一旦认识了自己的本性（清净本性或本有的佛性），就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觉悟。这就是说，人获得觉悟，不过在一念之间，在前念和后念的一刹那。所谓‘北渐’指北宗主张‘渐悟成佛’的方法。在北宗看来，体悟佛教的真理或认识自己的本性，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应该‘凝心入定，住心看净’，因而觉悟是一渐进的过程。到后来，禅宗，特别是后来的禅宗对待佛教创始人、佛教经论，甚至对待本宗祖师的态度十分引人注目。‘呵佛骂祖’、‘非经毁教’这类说法或态度在印度没有见到，印度的禅思想也没有直接要求修行者这样做，应说是禅宗在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不过，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出禅宗有继承和发展印度佛教思想的一面。我们知道，印度大乘佛教是十分强调‘空’的，强调不能执着于任何东西。而从逻辑上说，如果将这种‘空’观推向极端，那么就要否定任何东西的实在性，佛和祖师自然也应包括在内；如果将不能执着于任何东西的要求推向极端，那么就要否定任何东西的权威性，佛教的经典和修行自然也应包括在内。禅宗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在它看来，这才真正符合佛教的根本精神。这种极端化的作法也形成了中国禅思想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