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中国大陆厦门出生的。两岁时，我的家人接受福音。一年后，我的父亲离开世界，我成为孤儿了。我六岁读书时，曾经问妈妈，“为什么别人有爸爸，我没有？”“他早就走了！”“到哪里去？”“很远的地方！”“什么时候回来？”“永远不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死了！”感谢上帝，照他自己的应许成为孤儿的父亲，成为寡妇的怜恤者。

　　我记忆很深的是七、八岁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最先听见的总是忠心敬虔的母亲向上帝祷告的声音。我八、九岁的时候，她就要孩子们每天先与她一同祷告一个钟头，然后再放我们到学校去读书。九岁半时，我母亲感受到主的带领，就把所有的孩子尽可能地带到南洋去。当时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到了南洋几个月后，中国大陆便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当我十二岁时，领受了特别的感动，就在一次奋兴会中，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立志一生做主的工作。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常常读圣经，在学校里面做见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带领人到教会和主日学去。

　　但到了十七岁时，无神论、进化论、辩证唯物论、共产主义的思想侵蚀了我的基督教信仰，使我整个年轻时代，向往着振奋人心的共产主义。就在那个我几乎要脱离基督教信仰的最危险时刻，我在上帝面前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上帝，你的道是真理的话，你解答我问题，使我解脱、使我肯定，重新接受你是基督，接受你的道是真理；否则的话，我就永远离开你。如果你解答我的问题，我就立志到世界各地，在你的引导下，去解答别的青年人的问题。”如今我在聚会中解答很多问题，原因是当时我对上帝的承诺。上帝感动我、呼召我，使我痛哭流泪，深深感到我是罪人，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应当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但是，真觉悟到他是我的主和我应当真心归向他的时刻，却不是在聚会中，而是在路途中。当时我应该回到苏拉巴亚城去，从火车站下来走回家的半路上，我觉悟到基督是我的救主。当我把头抬起来，我发现这宇宙是上帝所造的，基督是天地的主。当我从上看到下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浮现出来——他为我死，为我流血舍命，为我受了咒诅，为我领受神的审判，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的心完全被改变过来，感到基督是为我唐崇荣而死的，那我活在世界上是为什么？

　　当我看见一切都这么美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在路上行走的人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忙忙碌碌，却不知道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谁把福音传给他们？就在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三天，我听见上帝在我心中的感动，叩我心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从天上来的呼召，就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做传道人。那是1957年1月9日，是43年以前的事情。从那天开始直到今天，同样的信心、同样的心情、同样的负担、同样的火热，从没有衰退和减弱，从没有失去从天上来的异像和感动。

　　文化使命之布道

　　唐崇荣博士的讲道，本于圣经真理，又深具文化使命感，他的信息以批判性、思想性与时代性见称。

　　唐牧师看到华人教会一方面受着外界属世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亦面对内部种种偏差的困扰。因此他对当今的教会爱深责切，勇敢地按着正意分解圣经真理，直言不讳，成为基督教界难得的诤友。虽然唐牧师的讲道常给人受到严厉责备的感觉，让听众感到扎心，但他仍不枉使命而大声疾呼：人必须明白真道，坚守信仰，而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学说和运动盲目奔跑。所以，他总是仗义执言，直述胸臆，对那些不合圣经真理的假道理多有批评，为的是“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4：2），以至“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明显出来。”（弗5：13）

　　唐牧师多年来一贯认为，华人教会一直在持守属灵与属世分割的世界观，轻视思想与知识的功用，以致今日的中国教会在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科学界、哲学界不能发挥力量，更遑论能成为文化的领导者了。唐牧师的布道会经常吸引大批的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参加，在谈到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工作时，唐牧师说，“我个人认为知识分子常常左右整个时代，虽然知识分子在读书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普通人一生之中受知识分子影响的可能性，较其它任何阶层的人士更大。所以，要得着群众，不能不注重知识分子，这是我感到福音应当在知识分子中间广传，我们应为此共同努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