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国学是一座山,我等不过是蚍蜉而已。
-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学,如果仅仅从国学中寻找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有用的技巧,那就太简单化了。
-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吸纳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引导国学研究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服务,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立并举办首次“国学研究论坛”。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学院院长纪宝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卢钟锋研究员、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围绕“何为国学,国学何为”这一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
什么是国学
何为国学?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上个世纪起就争论不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卢钟锋研究员认为,“国学”一词始见于西周,原指由周王朝开设的专供“国子”就读的学校,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即国立学校的名称。此后,自汉唐至明清,相沿此制,凡由历代朝廷设立的同类性质的学校,如太学、国子寺、国子学、国庠、国子监等,都可统称为“国学”。这是“国学”一词的原义或古义。
“作为文化概念的‘国学’”,卢钟锋说,它的提出始于20世纪之初,即辛亥革命前十年,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文学、史学、经学、诸子学等。这一文化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文化思潮。它始终围绕着两个文化主题展开:一是,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二是,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价值定位。因此,近代国学的历史既是一部国学文化思潮的兴衰史,又是一部中西文化关系的变迁史。
北京大学国学院院长袁行霈教授说,近代以来所谓“国学”的涵义与古代不同,从梁启超拟办《国学报》,到国学保存会提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再到章炳麟鼓吹反满革命,倡导研究的国学又具有爱国情结;此外,胡适、顾颉刚、钱穆等又有关于“国学”“国故”、“国粹”的种种议论。他认为,“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学术,以及研究中国传统的典籍、学术与文化的学问。
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明确提出:“我不赞成将国学与文学、史学、哲学等并列设立为一级学科。”他指出,国学就学术内涵来说,二者(国学与文史哲)是大量交叉重合的。国学中除了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内容外,还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历法、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农学、水利、工艺、建筑等实用技术科学的内容,甚至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京剧等传统艺术和武术、杂技等等都包括在内。如果将国学与文史哲并列设为一级学科,似乎连逻辑上的种属关系都忽略了,这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国学的地位。如果国学只是一个与文史哲并列的“一级学科”,其内涵势必要大大窄化,难以将国语、国文、国史、国医、国剧、国画等等都涵括于其中,不能使人们对国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方克立说:“在我看来,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
国学究竟有什么用
有人曾问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袁行霈幽默地说:“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紧接着他指出,但国学的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凝聚力,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够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也是国学无用之大用。
袁行霈反问道:“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
究竟怎样看待国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在以《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为题的演讲中袁行霈指出,国学是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呼声中提出来的。但历史已证明,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只要我们研究的态度正确,国学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那么,又如何看待当代意义上的国学呢?袁行霈认为,一个民族的疆土被人用武力占领了,还可以收复;一个民族的文化被人灭绝了,或自己抛弃了,则万劫不复!国学作为传统文化深层的学术的部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必须自己维护自己的根,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据此他提出对待国学的三种态度:分析态度——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开放态度——不封闭自己,既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前瞻态度——正确对待古今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
不能无视“文化贫弱症”
针对当下我们社会上出现的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现象,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相对贫乏,不时冒出一些荒诞、浅薄的文化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学院院长纪宝成教授感叹:这些都与传统文化的断层、缺位有很大关系。
纪宝成在演讲中历数社会上“文化贫弱症”的种种症状:有些人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陌生、疏离,言必称希腊,行必称与国际接轨;有些人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却不知屈原、司马迁为何人;有些大学生英文顶呱呱但看不懂文言文甚至不能写文通字顺的文章;当欧洲普遍抵制麦当劳的时候,在中国吃洋快餐成了现代生活的标志;一些大城市中一幢幢怪异平庸甚至畸形的建筑拔地而起,满街充斥的是洋招牌……这一系列现象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在《何为国学》的演讲中,纪宝成指出,国学或许是最好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汤因比曾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周易》则讲:“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这都说明研习古代文化经典,对于涵养自身德性,提升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而了解和熟悉本国文化经典,是国民获得文化教养的主要方式,是起码的文明教养。
冷静审视“国学热”
“国学热”中,是否存在一些令人担忧、值得警惕的现象呢?方克立教授分析指出,一是少数人以弘扬国学为名,行“复古更化”、历史倒退之实,企图把国学意识形态化,用来抵制和取代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企图从他们提出的“重建‘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儒化中国”的口号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二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些人把国学当做一种用来牟利的特殊商品,充斥图书市场的国学出版物良莠不齐,出版商和粗制滥造者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某些高校办的“天价国学班”也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商业化运作与国学所标举的道德人文精神显得很不协调;三是媒体过分炒作、造势使“国学热”中有许多虚热的成分,引导受众盲目追逐戏说新解的“快餐国学”,不利于提高国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方克立在《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的演讲中强调,国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和沉潜的功夫,不能靠追逐时潮、搞“短平快”而见速效。那些值得忧虑的现象都不利于国学的健康发展,而是有损其声誉,甚至有可能把它引上邪路,因此对“国学热”进行正确引导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