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对北京奥运会的正反两面

作者：babametzia    文章来源：海空神佛网    点击数：4675    更新时间：200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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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对北京奥运会的正反两面
  
  (注:我这篇文章写于08年5月1日，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事情总是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

   犹太世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看法是充满分歧的，从北美的犹太人组织开始发表声明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始（这件事情实际上从逾越节前夕开始了，直到大屠杀纪念日便到了高潮），这事就一直将犹太人和西藏事件牵扯在一起。其实，那些组织的领导人多半是扯淡。人们引述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西藏问题，以此抵制奥运会的行为，这里多半渗透着某种不确定的利益问题。如果人们愿意，他们可以将北京奥运会和中国与伊朗、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联系牵扯起来；如果人们愿意，那些组织者可以宣称：如果你抵制了北京奥运会，实际上就代表了你对后者那些国家或组织的看法。（对犹太人来说，西藏问题似乎总可以和犹太人自身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至少，人们可以人为地去这么做，尽管很多人认为这完全是胡扯，因为难道你真的觉得那个西藏流亡者面对的是另一个“法老”或“希特勒”吗?）
   这里面有两个非常有趣的逻辑，其一是：两种事物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说“奥运会”和“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到底是在表达一个什么概念呢？“联系”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走近形而上学的问题；其二是：我们发现某种心理学在控制人们的很多行为，例如，如果某个演讲家人为地将中性事物A和某个不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那么事物A也会变得“不好”，至少从人们的心理上确实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某种联系也许并不具备真正的事实关系，但是，我们却依然会相信我们认为事物A不好的逻辑是正确的。
   到现在为止，据说已经有175名北美犹太教拉比在抵制声明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他们承认的一些逻辑正是上面两类问题的分支，例如，我们可以将中国人的行为和伊朗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犹太人讨厌伊朗（当然这根本不需要假设），那么你当然也要讨厌中国人，如果你讨厌中国人，那么你理所应当应该抵制北京奥运会；如果人们再有趣一点，他也可以将德国人在1936年举办的奥运会和北京联系在一起，正如人们总是可以觉得德国人那场奥运会为希特勒的政策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后诸葛亮”显然使人们产生一种荒诞的逻辑，因为，你不能将事后的因果联系去套用在其他某个问题上，除非你觉得这种因果性确实是可以通用的。

  当然，以色列和这些组织者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以色列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和中国处理好关系，至少，以色列人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也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国产生任何直接的冲突。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议会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至少是保守的，他们鼓励中国人和西藏流亡者进行对话，但他们不认为奥运会和政治应该联系在一起。而在以色列体育代表团的官方声明里，他们对北京奥运会是充满良好的期待的，他们反对将奥运会和政治牵扯在一起的事件，并且认为政治问题应该交由很多非体育的国际组织去处理，而人们应该保护奥运会的纯粹性。很多以色列人尤其对北京为准备这次奥运会所做出的努力感到非常欣赏，当然，他们对鸟巢和水立方印象深刻，尽管在以色列人的很多论坛里，人们对这些场馆的审美提出过各种质疑。
  在离奥运会不到100天的现在，以色列运动员已经开始为奥运会做起了准备。（我们当然对以色列代表团的安保工作印象深刻，但让我们谈谈真正的体育吧！）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和体育的联系总体上说是‘羞涩’的。犹太人喜欢很多体育运动（例如，篮球和足球），但犹太人似乎并不真正擅长体育竞技，这一点似乎在古希腊时期就记载在历史中了。不过，以色列人当然希望自己在北京能够赢得尽量多的奖牌。以色列体育代表团的目标是获得一到两块金牌，并且争取进入6到8场决赛。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因为在悉尼奥运会上，只有80个国家获得了奖牌，而在雅典奥运会上则只有75个国家获得了奖牌。以色列体育代表团的秘书长辛格认为，如果他们保守一点，他们必须确保至少可以拿一块奖牌回去，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以色列至少能进入这些拥有奖牌的国家行列中去。  
  在以色列人的目标中，帆船帆板运动肯定是他们最大的夺金希望项目。他们有杰出的运动员乌迪.噶尔（Udi Gal）和戈迪.克里格（Gidi Kliger），当然人们不应该忘记高尔.弗里德曼（Gal Fridman）在雅典为以色列人做出的突破性贡献。从雅典回去后，以色列为这个运动项目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以便在北京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除了帆船帆板运动外，以色列还可以在其他一些体育项目中争取获得奖牌。例如男子体操项目，亚历山大.沙提罗夫（Alexander Shatilov）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以色列运动员，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在男子网球项目上，以色列有安迪.拉姆（Andy Ram）和约尼.艾利赫（Yoni Erlich）；而在男子柔道项目上，以色列人有阿瑞克.泽厄维（Arik Ze'evi）。

   人们不应该对犹太人对待奥运会的不同看法而感到不解，分歧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之一。我想提一提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似乎在中国的传统里，任何一种被化解的分歧都有一种怨气藏匿在地底下，一旦时机来临，这种表面上看似已被和谐的分歧就会以另一种形式充分爆发。
   当然，我很想知道处理“分歧”的恰当方法。在犹太教里，分歧的处理实际上是细微逻辑的变体；这意味着，如果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他们都可以是正确的，人们需要做的不是争论谁对谁错，而是探究彼此观念适用的细微域界。在犹太人的习惯里，分歧或矛盾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们不会因此而感觉到不安。相反，任何一部犹太教法典都不可能将两种或多种不同意见进行模糊化的和谐处理，圣人们只是把分歧放在桌面上，大家各行其是。当然我确信，如果我们所关注的仅仅只是涉及对错的归属，那么我们就难免情绪用事。因此，中国人喜欢将“分歧”和谐化，他们的方式和犹太人正好是相反的，他们将分歧的观念“粗略化”，以至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我想，人们应该学会尊重不确定性，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正确的或者绝对错误的。而当人们被舆论包围后，他们也会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我总在不断追问人们的这种迷失的原因。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没有历史原因。
   一旦在处理分歧的过程中，人们将一些赋予群体的某种归属感强制在自己身上，问题就会以另一种方式产生。这种方式可能是以集体荣誉体现出来，也可能是以权威或舆论的方式表现出来。譬如，王小波在《关于崇高》一文里说：“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只讲崇高，不讲道理。”这话说得极有道理，我不过对这种虚伪性的理解还要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譬如说，很多专家在公众面前早已习惯于胡扯，新闻报刊上也都会弥漫一种不诚实的东西。人们对诸如此类的事情信以为真，并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确凿的证据，而是因为人们过于天真。人们怀着宗教一般虔诚的心情看待官员、专家或社会评论家，而这些人本身并不应该放在圣坛上被人崇拜或无条件地信任。有些事情一时难以探究清楚，是因为它们不像科学一样可以被实验求证，但是它们最终还是能被探究清楚，然后再被决定是接受还是摈弃。如果未被证实，那些官员、专家或社会评论家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下说三道四。当我们感知崇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避免任何不讲理性的虚伪，甚至是避免很多人去阳奉阴违的将分歧和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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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附注，我将各种不同的观点引在下面，作为一个参考（这些观点都不属于我个人的意见，我本人也不对下面的观点提出任何偏向性的评论），但我建议人们应该知道各种分歧的意见，而不是其中某个立场选择性的观点，更不是仅听到我们愿意听到的观点：

                     以色列官方：

（1）“我们主张中国政府按照合理的外交途径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关切西藏的人权局势，并且希望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者展开彼此都能接受的平等对话，但是我们不赞成任何一种将奥运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事件，并且我们衷心希望北京奥运会能够成为一次成功的体育盛会，并且希望以色列代表团可以在北京取得好的成绩”。

                  北美的一些犹太组织领导人的观点:

（1）“我们有责任，从人道的角度，去反对针对西藏人的压制，以及反对中国政府对苏丹的政策（达尔富尔问题），同时，我希望犹太人去了解究竟是谁在向以色列的敌人提供导弹和其他援助。”
（2）“我们曾去印度拜访了达赖喇嘛，他向我们请教了犹太人如何在流亡中生存的道理。在未来数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尽管我从为真正接触了解过一个西藏人，但我个人仍然会倡导犹太人去关切西藏的情况。”
（3）“我同意人们不应该混淆政治和体育，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谈的政治，而是在谈论一个紧迫的道德危机。我们在谈论中国人支持苏丹政府暴行的事件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问题，我们在谈论中国提供给伊朗和叙利亚的（武器）支持会给特拉维夫带来什么局势影响，国际奥委会不能给世界一种印象--让别人认为北京是一个合理的政府。中国在尝试玩一种游戏（借助于奥运会），以改善自己在西方世界中的公众形象和合法性地位，这和德国纳粹在1936年所做的政策是非常类似的。”
（4）“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中国应该等同于纳粹德国。我们更愿意把中国和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的充当旁观者角色的政府做比较，在那时，很多旁观者面对犹太人大屠杀没有伸出一根手指予以援助，而一些旁观者则间接协助纳粹屠杀犹太人，而更有少数旁观者则积极协助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我们必须明白，旁观者在大屠杀事件中起到的作用究竟是如何的巨大。在那时（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丹麦的存活率是95%，而在东欧，犹太人的死亡率超过了90%，为什么？因为在丹麦，那里的人们站起来集体声援被迫害的犹太人，整个社会拒绝让犹太人被隔离或被消灭，但是在很多东欧国家，更多的政府以及人群充当了旁观者，于是，无数犹太人被孤立并被屠杀。”
（5）“我们对中国并无恶意，但是我们必须通过舆论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旁观者角色，他们必须受到抵制以便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影响很多人是否被屠杀或是否能够得以生存，无论在达尔富尔或是在西藏，甚至在以色列。当然，我们也不认为其他国际社会就没有一样的责任，我想，如果很多国际组织积极去制裁苏丹政府，那么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就可能得到遏止。同样，强烈的制裁也可以组织伊朗的核野心。”
（6）“布什政府对我们说，白宫会积极进行外交压力，去迫使中国改善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政策。我们都不会反对这种安静的外交斡旋，但是作为一种策略，它不会非常奏效，因为中国人并没有回应。如果几个月的外交过后，他们仍然在镇压西藏的僧人，这说明这种外交斡旋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希望布什政府认识到，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很明显，现在，我们应该积极给予鼓励白宫给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以便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政策。”

                    另外一些犹太组织的态度：

（1）“我们了解他们（那些抵制奥运会的犹太人组织）这些工作背后的初衷，并且深深理解他们的努力所赋予的正面意义，但是，我们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不恰当的，甚至是很冒昧的愚蠢举措，他们对北京奥运会的抵制没有经过全面的思考。他们的抵制一方面使体育运动很可能带上不恰当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也很可能适得其反”。
（2）“我们认为将北京奥运会和德国纳粹在1936年的奥运会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他们将德国纳粹和现在的中国政府进行比较更多是不理性的对比，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做法”。
（3）“我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会持续关注，但我们不同意他们（那些抵制奥运会的犹太人组织）的策略，我们认为，犹太运动员是否要去参加奥运会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以及他们个人的自由，我们不会将中国的人权记录和这次奥运会联系在一起”。
（4）“我想更多的犹太人对中国人民抱有友好的态度，一些少数组织的抵制行为不会代表全体犹太人对这次奥运会的态度，我们希望北京奥运会可以让所有的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享受一次全球性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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